羅馬之被釋奴，有的稱之為自由奴，有的稱之為前奴隸，也有的稱之為免奴，都指的是從前是奴隸、但已被釋放而獲得自由的人。但他們在法律地位上和現(xiàn)實生活中都與完全的自由民很不相同，他們的身上總抹不掉奴隸的烙印，擺脫不了奴隸的陰影，可是他們又是在財富和權勢上十分優(yōu)越的自由民。這種矛盾的身份注定他們是社會上的一個特殊的階層，一個令奴隸向往、令上層社會鄙視、令沒落貴族憤恨的階層。為什么要這么說?羅馬人為什么要釋放奴隸，被釋奴法律地位如何，他們從事什么工作，他們在社會中扮演什么角色?本文就這些問題來作一點粗淺的探討。

　　一、古羅馬奴隸主釋放奴隸的原因據(jù)法國《私人生活史》一書中的論述，古羅馬人釋放奴隸有三種情況：一是釋放垂死的奴隸。主人經(jīng)常釋放將死的奴隸，以此來安慰他們，他們是作為自由民的身份被安葬的。二是主人臨死時，立遺囑釋放部分或全部奴隸。三是釋放有能力經(jīng)商的奴隸。這些獲得自由之身的奴隸，充當主人商業(yè)的代理人，或是自立門戶經(jīng)營商業(yè)，與主人分享利潤，以此作為對主人的回報。ll 嘲’第三種釋放的理由，我們完全可以明白，但前兩種我們就有些難以理解。

　　其實根據(jù)法國學者的研究，當時的社會道德是，奴隸主以做“好主人”為榮，這“好主人”的標準就是要善待奴隸，而對奴隸最大的善待就是給他們自由。

　　“奴隸主們認為使奴隸自由是一件善事。既然自由是奴隸們所向往的，那么一個愛奴隸的奴隸主就會給他們自由身。這樣做并不表示他認為奴隸制是不合理的，而是命運使然。他只是想證明自己希望成為一個好主人。”

　　由于階級和時代的局限，奴隸并沒有推翻奴隸制的社會理想，兩次西西里奴隸戰(zhàn)爭，以及著名的斯巴達克起義都不是為了推翻奴隸制這一不公平的社會現(xiàn)象而戰(zhàn)。第一次西西里起義，奴隸們曾建立了自己的國家，但是這個國家竟然允許奴隸制存在，就很能說明這個問題。當時奴隸們的最大愿望就是——逃離苦役，獲得自由。能夠獲得自由，那是奴隸死而瞑目的最大幸福。這一點在被釋奴的墓志銘中得到充分體現(xiàn)。“獲釋者在幸存的銘文中無疑是被頻繁提到的對象，主要因為他們有理由慶祝他們新獲得的身份。” 被釋奴在墓志銘中一方面炫耀他們的“自由”身份，另一方面恐怕更多的是對主人的感激。因此，釋放奴隸的主人既有善行，又獲得極大的“榮耀”，因而“羅馬人有選擇地釋放奴隸并授予其公民權的做法在希臘人看來是他們文化中獨特的、驚人的一面。被釋奴的百分比很難確定，但被釋奴無疑是被大肆宣揚的羅馬社會的一個特色”。而且“早在公元前3世紀晚期，羅馬人就因為釋放奴隸并將他們合并到公民團體中的做法而蜚聲希臘世界。歌頌擺脫奴役、獲得自由的被釋男奴和女奴的進取精神的做法在整個羅馬世界隨處可見。 正因為如此，英國《劍橋插圖羅馬史》的作者們認為，羅馬人釋放奴隸的目的之一是為了有效地把外來人口統(tǒng)一到羅馬國家之中。他們寫到：“在很長一段時期里，由于羅馬人有選擇地釋放奴隸使之成為公民的習慣，我們可以把羅馬帝國的奴隸制看做是將外來人口統(tǒng)一到羅馬國家的一種重要手段。”的確，羅馬從偏居臺伯河一隅的小邦一躍而成為統(tǒng)治整個意大利半島的大國，進而成為統(tǒng)治整個地中海世界的龐大帝國，筆耕論文新浪博客，擄掠而來的奴隸無以數(shù)計。“例如，羅馬在征服撒丁尼亞時，一次就把島上的三萬居民變賣為奴隸。羅馬攻占伊庇魯斯時，更把那里七十座城鎮(zhèn)的十五萬居民統(tǒng)統(tǒng)賣為奴隸。僅羅馬執(zhí)政官馬略自己，在兩年內，就把他打敗的九萬條頓人和六萬森布里人，全部變賣為奴隸。

　　后來的獨裁者愷撒，只他一個人經(jīng)手擄賣的奴隸就多達一百萬人。”這么多的奴隸源源不斷地被送到羅馬，給羅馬國家的統(tǒng)治帶來安全隱患。因而把羅馬人釋放奴隸使之成為公民的習慣看做是羅馬將外來人口統(tǒng)一到羅馬國家的看法，是有道理的。

　　結合法國學者的三點意見，我們可以把英國學者的這個觀點看做是羅馬人釋放奴隸的第四個原因。

　　還有一種情況是奴隸也可以由親戚或朋友贖身，或者也可自己存錢贖買自己的自由。由親戚朋友贖身的不多，而靠自己存錢贖身卻是奴隸獲得自由的可靠途徑。美國史學家威爾·杜蘭在其世界文明史系列叢書之一部《凱撒與基督》中寫道：“有時，他們管理主人的財產(chǎn)、業(yè)務或基金；有時，他們亦會成為教師、作家、演員、工匠、勞工、商人或藝術家，以自己收入的一部分付給其主人。無論從哪種途徑，他或可賺足了錢以購買自由，而成為平民階級的一員。”他還說：“在很多狀況下，一個奴隸可以自立經(jīng)營商業(yè)，把他賺來的收入給他主人一份，把其余的當作他的私房錢來保管，那就是屬于自己的‘小錢’。用這賺得的錢，或者靠了忠厚與優(yōu)越的服務、或者靠了個人的吸引力，通常一個奴隸可以在6年內得到自由” 奴隸主為了得到可觀的贖身費而釋放奴隸，可以看做是羅馬人釋放奴隸的第五個原因。

　　二、被釋奴的法律地位羅馬法規(guī)定，公民分為三級：(1)正式公民，享有選舉權、任職權、自由婚配權、受法律保護的簽訂商業(yè)契約權。(2)無選舉及任職權之公民，但是有婚姻和簽訂商約之權。(3)被釋之奴隸，雖有選舉和訂約之權，但是沒有任職權以及婚姻自主權。很明顯，被釋奴屬于三等公民。沒有任職權就意味著不能擔任地方和羅馬的政治官職。

　　為什么不允許呢?或許是羅馬人不能容忍剛剛還是一個奴隸、現(xiàn)在獲得了自由身份的人就對他們指手畫腳吧。但是他們的后代有這個權力。一代人之后，這種三等公民的身份消失了，自由民的兒子是一個完完全全的公民。這些被釋奴的后代，因為急需擺脫父輩卑下的身份而倍加努力，他們很多擔任了政府官職或成為地方議員，他們或他們的后代很快就會躋身于上流社會而成為羅馬的新貴。無怪乎公元56年，一位元老院議員驚呼“大多數(shù)武士和許許多多的議員，都是奴隸的后裔”。其實，“羅馬上流階層不斷進行吐故納新，吸納進大量富有的自由民之子和被給予自由之身的王室奴隸。某個元老可能是一個被給予自由身的奴隸的孫子。”

　　婚姻自主權就是指結婚權，從法律上講被釋奴沒有這一權利。但這并不是說被釋奴就不能結婚，而是說被釋奴的婚姻沒有法律約束力，或者說他們的婚姻不是合法婚姻。這并不奇怪，要知道“直至公元前445年，只有貴族，即統(tǒng)治階級的成員之間才有合法婚姻。貴族與平民之間絕無合法婚姻可言。

　　換句話說，羅馬法庭不承認不同家族間的通婚具有約束力。平民與貴族的通婚權還是經(jīng)過長期斗爭才取得的，被釋奴沒有合法結婚權就不難理解了。正因為沒有這項權利，被釋奴就特別渴望能像真正的自由民一樣合法地結婚，而社會對他們的婚姻也并不禁止而予以默認�？释�婚姻還有一個目的就是為了生下“生來自由的”兒子。那么，一個被釋放的奴隸怎樣能夠生出一個天生就是自由的兒子呢?“他可以通過娶一個生來自由的女人做到這一點，這種情形有經(jīng)過證明的，但是相當罕見。更尋常的是他娶一個被釋放的女奴，常常是由他自己贖出來的。而且他們的兒子還必須在他們兩人均被釋放之后出生。”。 但被釋放之前生下的孩子仍為奴隸，即使這兩個被給予自由身的奴隸合法地結婚，父親也不被允許去認領他的親身孩子。被釋奴大多采取正式的婚姻過家庭生活，也有一部分是采取姘居而非結婚。法國《家庭史》一書指出：“已知的這種結合，在共和國末期和帝國初期至少其中一人是被釋放的，有五分之三是兩個被釋放的奴隸組成的夫妻。從這些墓碑文字來看，只有三分之一的夫妻是各自有主人的。那些指望自己從前的主人釋放自己的伴侶和孩子的人只能專心侍奉這個主人。”

　　由此可知，被釋奴不能擔任政府官職，但他們的后代可以擔任，他們的后代已經(jīng)是完全的自由民。

　　從法律上講，被釋奴沒有結婚權，但留存下來的墓銘清楚地表明了他們希冀結婚的意愿，而且他們大多數(shù)是正式結婚組成家庭的，并且由這種結合還可以生出“生來自由的”兒子。但不管怎么說，被釋奴與真正的自由民還有相當?shù)木嚯x。

　　三、優(yōu)越與低下— — 被釋奴尷尬的社會處境被釋奴是羅馬的一個特殊的社會階層，盡管這個階層的人數(shù)還不到羅馬總人口的百分之五。為什么說它特殊?因為一部分被釋奴的權勢和財富甚至超過了元老院議員。俄裔美籍學者羅斯托夫采夫在其名著《羅馬帝國社會經(jīng)濟史》一書中指出：“在行政組織中，他們和皇家奴隸一道成為皇帝的輔佐者和代理人，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皇帝們仍然認為自己過的是一種羅馬顯貴的生活，他們也采取其它羅馬貴族同樣的方針來組織他們的‘家業(yè)’(domus)，那就是說，在他們的私人奴隸和免奴的幫助下經(jīng)營它。他們的家業(yè)雖不像希臘化君主的家業(yè)一樣等于國家，但事實上至少也和國家機構同樣重要，或許還更重要一些，因此他們的奴隸和免奴——皇家奴隸和皇家免奴——形成了一種新型的權貴階級，其富裕可與自由民出身的元老院議員階級、騎士階級和自治市資產(chǎn)階級相提并論，而在管理國家事務方面的權勢當然也不會比他們低。”事實的確如此，《劍橋插圖羅馬史》一書也說：“前奴隸和奴隸們陪伴著共和國時期的總督，并不僅僅是作為隨從，還作為助手和秘書。龐培的被釋奴被那些由他代表龐培巡視的希臘城市授予特殊的榮譽。

　　這一過程的自然頂點，是奧古斯都自己的家庭在管理帝國中發(fā)揮的作用。猶如他的繼子指揮著軍隊一樣，在他統(tǒng)治初期，人們發(fā)現(xiàn)他的前奴隸代理人在征稅，擔任秘書。愷撒的家族中包括大量由奴隸和前奴隸出任的官僚。對于皇帝的被釋奴所獲得的巨大權力——這些權力來自他們被賜予的財富以及他們對皇帝的影響，貴族作家們極為憎恨。克勞狄是由軍隊立為皇帝的，而且違背了元老院的意志。他讓元老院授予被釋奴帕拉斯以特殊榮譽，從而非常清晰地把貴族的無權地位揭示出來。

　　可見，被釋奴雖不能擔任政府公職，但卻可以擔任政府高官的私人官職，而這些官職所擁有的權勢和財富是一般政府官員所望塵莫及的。他們狐假虎威、不可一視，往往招致羅馬貴族的嫉妒和憤恨。

　　皇家被釋奴畢竟只占羅馬世界被釋奴的一小部分，那么大多數(shù)被釋奴從事什么工作呢?我們不應忘記，正因為他們善于經(jīng)營工商而發(fā)財致富才贖買了自己的自由，因此他們在獲得自由之后當然還從事他們的本行—— 即經(jīng)營工商業(yè)。他們以工匠、店主、商人的身份開展商務活動。他們人數(shù)雖少，但卻在社會上起著重要的經(jīng)濟功用。他們變得非常富有，他們的財富讓他們過著富足的生活。“羅馬許多刻有圖畫的、豪華的墳墓多為自由民(這里指被釋奴)的，而非貴族的。穿著雍容華貴的自由民，被大批佃戶、奴隸簇擁著。”最著名的例子是劇作家佩特羅尼烏斯筆下的特里馬爾奇奧，此人就是一位發(fā)了橫財?shù)内H身奴隸，過著極其奢侈的暴發(fā)戶的生活，其奴隸之多多得只有十分之一見過他。他們的富裕引起社會上許多人的仇視，人們認為他們是貪得無厭的剝削者。貴族們更是惱羞成怒，他們認為自己受到了出身本為奴隸、現(xiàn)在卻很富有的自由民的羞辱。那又有什么辦法呢?貴族們只好從骨子里去鄙視他們，用筆去諷刺他們。

　　被釋奴在財富和權勢上是優(yōu)越的，但是他們卻得不到應有的認可和尊重。他們附庸風雅、模仿上流社會，但是作為下等公民，指望進人上流社會是不可能的。“正如一些人所說的那樣，他們并非新貴，而是難民，他們身上有抹不掉的污點，讓他們遠離上流社會。與上流社會圈子的界限是難以逾越的，上流社會的人們目睹自由民模仿文明舉止，感到非�；�稽可笑，這些自由民看起來矯揉造作，粗俗不堪。曾經(jīng)為奴的命運決定了被釋奴身份地位的低下，被釋奴隸僅僅是“半自由人”。一些被釋奴仍然待在原來主人家里，一如既往地做著原先的事情，為主人服務效勞。一些人在其他地方自謀生路、自食其力，變得完全獨立。不管在哪種情況下，獲得自由  的人似乎欠主人一筆感情債，要永遠對主人保持忠誠。自由民有類似兒子的責任，對他以往的主人要孝順，那個家族的姓氏已成為他自己的姓氏。他一天應該去舊主人家里兩次，向他的主人請安問好。

　　他還須經(jīng)常送給主人一些效忠之物，主人也會安排巨大的壁櫥來放置這些物品�？墒钦埌惨埠茫�送禮也罷，這些都不可能長期堅持下去，他就被社會指責為“忘恩負義之徒”。“據(jù)說忘恩負義是那時社會的主要問題之一，引起了羅馬人的氣憤。” ”總之，被釋奴的“半自由”地位，杜蘭先生概括的最好，他說：“經(jīng)法律手續(xù)釋放的奴隸其公民權利仍受限制，習慣規(guī)定他須天天向舊主人請安，如有需要仍須侍應，在某種情形之下須將一部分所得奉獻舊主，被釋放者死后無遺囑時其財產(chǎn)自動地屬于現(xiàn)存主人，如留有遺囑，其財產(chǎn)之一部分應遺贈其主。所以，奴隸被釋放之后一定等到舊主死去才真正呼吸到自由空虛。

　　三．綜上所述，羅馬人有選擇地釋放奴隸是羅馬社會的一大特色，被釋放的奴隸形成了一個特殊的社會階層。盡管這個階層的人數(shù)不足總人口的百分之五，但卻引起社會的高度重視。這個階層的一小部分是皇家被釋奴，他們在國家的政治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有著炙手可熱的權勢；這個階層的大部分從事工商業(yè)活動，在國家的經(jīng)濟生活中發(fā)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擁有令人垂涎的財富。但是，在法律上他們是下等公民，沒有正常公民所擁有的任職權和婚姻自主權，雖然他們也和正常公民一樣結婚過日子。他們與一切社會的暴發(fā)戶一樣過著富足的生活，極力模仿上流社會的文明與風雅，但他們也與一切社會的暴發(fā)戶一樣，銅臭味很濃但缺乏文明素養(yǎng)。

　　他們被上流社會所鄙視，被一般公民所仇視，被整個社會所嫉恨。出生為奴的命運使他們身上總抹不掉奴隸的污點，同時自由之后他們還得一如既往地向舊主人效忠。與同時代的民眾相比，他們的地位既優(yōu)越又低下。優(yōu)越與低下——就是被釋奴的尷尬社會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