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集解》論述
劉孫二人是因為援立大功才被贈以光祿大夫尊號的,⑤且此時光祿大夫似只有此二位。我們可以從下面的史料進(jìn)一步確證:
"(正始九年)四月,光祿大夫徐邀為司空,回辭不受。"⑥一一〈三國志志·魏志·三少帝紀(jì)》
"(徐邀)正始元年,還為大司農(nóng)。遷為司隸校尉,百察敬憚之。公事去官。后為光祿大夫,數(shù)歲即拜司空,邀嘆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豈可以老病恭之哉?'遂固辭不受。
嘉平元年,年七十八,以大夫莞于家,用公禮葬,溢日穆侯。"一一《三國志·魏志·徐邀傳》:
徐邀本傳言"數(shù)歲即拜司空"可見其任光祿大夫時間并不長?紕⒎、孫資正始六年(公元245年)卸光祿大夫職,徐遙自由光祿大夫轉(zhuǎn)司空在,似可認(rèn)為徐邀在劉放、孫資去職后接任此職,并于正始九年轉(zhuǎn)司空,而與"數(shù)歲即拜司空"一語相契。如此可基本認(rèn)定,在正始六年劉孫二人轉(zhuǎn)職之后,魏帝方以光祿大夫一職授以他人。這樣說來,孫笆、鄭沖拜官光祿大夫至早在正始六年八月葵巳劉孫二人去職以后,換言之,《集解》獻(xiàn)書應(yīng)不早于此時。
劉汝霖《漢晉學(xué)術(shù)編年》也是從官制升礎(chǔ)考證《集解》成書時間的,在《正始六年條》他說:
"按《論語序解》與晏共上此書者y有光祿大夫鄭沖侍中茍額等四人?肌稌x書·鄭沖傳}:‘大將軍曹爽引為從事中郎,轉(zhuǎn)散騎常侍、光祿勛。'(茍額傳}:‘宣帝輔政,見額奇之,攫為散騎侍郎,累遷待中。'可知沖之為光祿大夫,額之為侍中,必不在正始初年。敘中又言及太常王肅?济C于正始中為侍郎,坐廟事兔,后為光祿勛。其免太常之年雖不見于《魏志},然《齊王紀(jì)》稱是年高柔由太常為司空!陡呷醾鳌贩Q柔為太常僅旬日。則太常一職之變動,必在是年。晏等之上此書,至晚亦必在此年。故志之于此。"⑦劉汝霖的起點無疑是很好的,但筆者認(rèn)為他的結(jié)論卻是大誤,他誤就誤在認(rèn)為正始六年高柔所代之太常為王肅。
"正始元年,出為廣平太守。公事徽還,拜議郎。頃之,為侍中,遷太常。時大將軍曹爽專權(quán),任用何晏、鄧國昌等。肅與太尉蔣濟(jì)、司農(nóng)桓范論及時政,肅正色曰:‘此輩即弘恭、石顯之屬,復(fù)稱說邪!'爽聞之,戒何晏等曰:‘當(dāng)共慎之!公卿已比諸君前世惡人矣。'坐宗廟事免。后為光祿勛。 "一一《三國志·魏志·王肅傳》
"(黃初)四年,遷為廷尉。……在官二十三年,轉(zhuǎn)為太常,旬日遷司空,后徙司徒。"一一《三國志·魏志·高柔傳》
從這些資料我們的確看不出劉汝霖觀點的破綻。高柔黃初四年(公元233年)為廷尉,在官二十三年,轉(zhuǎn)為太常,則正在正始六年。但《三國志·魏志·三少帝紀(jì)》"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車駕渴高平陵"句下裴松之引《孔衍漢魏春秋》曰"詔使太常王肅冊命太傅為莖相,增邑萬戶,群臣奏事不得稱名,如漢霍光故事。"則此時王肅仍為太常。則高柔所代者非其明也,事實應(yīng)當(dāng)與劉汝霖的觀點相反一一正始六年,乃王肅代高柔為太常,高柔所代者實為他人。
高柔以太常遷司空在正始六年八月T卵,劉放、孫資去光祿大夫職在八月葵巳,則王肅為太常必在八月丁卵旬日以后,孫邑、鄭沖為光祿大夫必在八月葵巳之后。葵巴在丁卵后二十三日,如此,《論語集解》成書進(jìn)獻(xiàn)最早可能的時間為正始六年(公元246年)葵巳。孫笆、鄭沖、茍額三人去官的具體時間史書并無確切記載,但何晏、曹毒草二人在任上因嘉平元年正月的高平陵事件被殺是確實的,那么《集解》成書進(jìn)獻(xiàn)齊王芳的下限應(yīng)為正始九年(公元248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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