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關鍵詞：教材改革牽動中國出版，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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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改革牽動中國出版

作者：本刊記者

來源：《編輯之友》2011年第04期

編者按：2001年，教育部啟動教材多元化改革，《中小學教材編寫審定管理暫行辦法》頒布施行，其中一項就是向全國所有出版單位、個人、團體開放中小學教材的編寫權。同年，國務院也提出要改革“單一渠道”的發(fā)行體制，引入新華書店以外的發(fā)行機構參與教材的發(fā)行，中小學教材的出版發(fā)行要面向全國招標。教材內(nèi)容出版與發(fā)行權的開放，對出版界的影響可謂大矣。而在此之前，我國中小學教材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一家出版。當時，由于物流不發(fā)達，長途運輸很難保證每個學生在開學前拿到教材，于是人民教育出版社把教材制成膠片，，分發(fā)到各地出版單位，由當?shù)刎撠熡∷⒑凸┴�。各地出版單位須將教材總價的3％至4％，作為“租型費”上繳給人民教育出版社。

本期我們關注的話題是“教材改革與中國出版”。之所以將“教材改革”與“中國出版”一起拉來說事，實在是基于“教材”與中國出版之間長期存在的這種根本性的、斬不斷理還亂的、隨你浮沉、伴君榮枯的“魚水關系”。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我國中小學教材出版市場的利潤每年至少有300億元。為了論述的方便，本期論題中的“教材”主要是指中小學教材。

本刊記者：首先，從體量上講，中國出版每年制造出的大約800個億的產(chǎn)值中，至少50％以上來自于教材本身或圍繞教材而生。新聞出版總署之外的有關統(tǒng)計分析資料中，這一比例有時甚至達到了60％～70％以上。這一客觀現(xiàn)實要求出版業(yè)不得不關注教材：關注教材體量的擴大與縮小，關注教材品種的變化與新生。關注教材內(nèi)容改革的趨勢與特點等。對此您有何看法。

張金柱：中國出版與教育出版或教材出版之間有著一種特殊緊密的關系。據(jù)有關資料綜合統(tǒng)計，中國出版年出版碼洋的近50％、品種的20％左右、冊數(shù)的65％都與教育出版直接或間接有關，也就是與教材有關。當然這其中最主要的部分是中小學生使用的教學教輔用書。中國出版的這一特殊現(xiàn)象決定了中國出版與教材之間有一種骨肉相連、唇齒相依、共同進退、欲說還休的直接關系。說中國出版的一大部分“附著”在教育、教學、教材上，這是毋庸置疑、不可諱言的事實，說一句通俗的話，叫教育感冒，出版發(fā)燒；教材鬧病，出版吃藥，一點也不為過，完全是已經(jīng)存在的事實。所以作為一個在商言商的合格出版人，關注研究教育出版、教材出版，是一個出版從業(yè)人員的必修課、ABC，必須提高認識，認真對待。

繆宏才：做一個中國當代出版人，關注中小學教材出版是很正常的。但關注是一回事，當真操作又是另一回事。因為：第一，政府對中小學教材的出版有嚴格的準入門檻，且不說20世紀80年代中期中小學教材審定制以前只有人民教育出版社一家有出版資格，就是本世紀初課程改革(同時教材編寫出版機制改革)，也不是任何出版社都可以想出就出的。第二，教材編寫出版關乎整個國家民族的樹人大計，編寫出版教材首先要有社會責任、企業(yè)道德方面的自我估量。第三，教材編寫出版對一個出版社的人力(編輯隊伍、作者資源)、物力、財力以及企業(y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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