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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關系研究中的中國視野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 教授 葉自成

    內(nèi)容提要：中國引進介紹和借鑒西方的國際關系理論是很有必要的，但同時也必須有中國的角度和中國的視野，只有兩個方面的結合，才能做好中國的國際關系研究和中國外交的研究。在國際關系歷史的研究方面，有必要認真研究中國的歷史上的對外關系的思想與與實踐;在國際關系理論研究方面，有必要挖掘中國思想家們這一方面的內(nèi)容；在當代中國的外交實踐中，許多問題也有必要從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和中國的視野兩個方面進行梳理。

    關鍵詞：國際關系，中國視野，中國外交

    中國現(xiàn)在是一個快速成長的、在世界上影響越來越大的國家，中國必須處理和面對越來越多的國際事務；另一方面，中國的國家利益也在不斷擴大，這自然就產(chǎn)生了如何處理國際關系事務與如何處理中國的國家利益的問題，或者說，產(chǎn)生了一個如何從國際關系視野來處理中國國家利益的問題。這個問題可分為兩部分，一是我們做中國問題的研究一定要有國際背景，反過來，我們處理國際關系事務也一定要有中國的立場，中國的觀點和中國的視野。這里有一個如何把兩者結合起來的問題，只有國際關系的背景，我們不知道中國的特點何在，不知道中國的利益有何特殊要求，就無法很好地維護國家的利益。反過來，如果不知道國際關系的情況，就無法適應國際社會對我們的要求，不能把中國的國家利益與處理對外關系有機結合起來,也同樣不能很好地爭取和維護中國的利益。所以，如何把國際關系與中國視野結合起來，實在是一門很大的學問。

下面我想從三個方面談談這個問題。

一、　國際關系史研究中的中國視野

    在中國，一般講國際關系史，都是從1648年講起。為什么，因為1648的歐洲三十年戰(zhàn)爭結束，產(chǎn)生了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從這樣的角度來研究國際關系史，我認為有兩個問題。

    第一，為什么西方人從1648年講起?這首先跟歐洲的歷史文化背景聯(lián)系在一起的。也就是，從歐洲的角度來看呢，這句話沒有錯。因為在1648年以前的歐洲沒有比較標準的獨立主權國家。歐洲很長時間之內(nèi)，有一個羅馬教皇或神圣羅馬帝國的存在，有一個所謂的“上層結構”，有上層結構，就沒有主權獨立國家的存在。從1648年以后，英國也好，法國也好，德國也好，慢慢就開始擺脫羅馬教皇的控制。從一個受羅馬教皇控制影響下的政權變成一個比較標準意義上的主權獨立國家。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歐洲的國際關系史從1648開始沒有錯。但把這一說法適用于它整個國際社會，說國際關系都是從1648年開始的，可能就有問題。至少，從中國的視野來看，我們中國有我們中國的歷史，用歐洲的這個歷史來解釋我們中國的歷史，我認為解釋不通。

    實際上，在歐洲體系形成之前，存在著另外一個比它要早得多的地區(qū)性國際體系。首先是華夏體系的存在，然后是東亞體系的存在。這兩個體系是存在的。當然，這首先會產(chǎn)生一些問題，即中國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那些諸侯國能視為國家嗎？不是當時有一個周王朝的存在嗎？周王朝不是一個諸侯國之上的上層結構嗎？春秋時期的這些諸侯國與1648年后的歐洲主權獨立國家能相提并論嗎？

    我認為，即使從嚴格意義的主權國家、國際體系的歐洲標準來看，華夏體系和東亞體系都完全可以視為一個地區(qū)性的國際關系體系，與1648年前后的歐洲體系沒有什么兩樣。我這個觀點可有許多中國的學人都不太同意。

    但是，一些美國有名的學者，比如被人們稱為新現(xiàn)實主義大師的沃爾茲就認為，所謂的1648年有國家觀念這樣一個說法是僅就歐洲而言，不包括歐洲以外的國家，他甚至還說，中國戰(zhàn)國時期那樣一些離我們現(xiàn)實生活好像很遙遠的一個東西，它里邊包括了國際政治的本質(zhì)和它的形式，而這個國際政治的本質(zhì)和形式，他認為是驚人地未變。

    因此 ，我認為，在中國研究國際關系史，應當首先明白，中國的外交起源在哪里？或者說，中國的國際關系史的研究起點在那里？我認為，這個起源就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早在2000多年前，我們已經(jīng)有一個比較成熟的、比較標準意義上的國際體系，這就是華夏體系。

    要解決這個問題，首先就要明白春秋時期的諸侯國和周王朝的性質(zhì)。我最近寫了一篇文章，叫《中國外交的起源-------試論周王朝和諸侯國的性質(zhì)》，2005年發(fā)表在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的《國際政治研究》第一期雜志上。

    那么周王朝是個什么性質(zhì)的實體呢？可能許多人會有一個印象，似乎周王朝是一個強大和統(tǒng)一的國家。我認為這樣理解是不對的。西周王朝在前期是個比較有強大影響力的、對周邊很多的部族、部落或方國有影響力的力量中心，但是它不是一個統(tǒng)一國家；第二，周王朝的性質(zhì)有很大的變化，以前，對很多地區(qū)和諸侯國有很大影響，但是后來，它的影響就沒有了。到什么時候沒有了呢？中國的史書記載，春秋中期以后，幾乎就不再有周王朝的軍事力量存在的記載，以前的西周有強大的軍隊，如果諸侯國不聽話，不進貢，不老實，周王朝可以派軍隊去攻打這些諸侯國。但是到春秋的中期以后，周王朝的軍隊沒有了，它的軍隊衰退了，下降了，沒有了，消失了。沒有軍隊，它還能是一個權力中心嗎？還能是一個上層結構嗎?這是第一個。從政治方面的情況來看，按照當時的規(guī)定，諸侯國應該定期向周王朝進貢，但是后來，到了東周時期諸侯國大部分不向周王朝進貢了，相反，小的諸侯國它們進貢，不是向周朝進貢，而是向大諸侯國進貢。比如當時的鄭國，它原是個非常遵守規(guī)定的小諸侯國，但是后來有人統(tǒng)計說，在一個時間段中，它向周天子只進貢了兩次，而向晉國進貢了二十次，就是說周王朝的影響大大下降。再從經(jīng)濟方面來看，周王朝在西周時期有很強大的經(jīng)濟，它還可以給很多諸侯國提供一些贈品，可是到了后來，周王朝衰落得很厲害。周王死了，做一個象樣的儀式，要找諸侯國要東西去；周朝交通工具沒有了，也找諸侯國要去。按照以前的禮制，馬車只能夠由周王朝去給那些諸侯國，現(xiàn)在反過來了，周王朝去找它們要，這個制度已經(jīng)不行了。歷史學家批評得最厲害的是說，要馬車，要糧食都可以，但不可以公開地去要錢，去要錢是很丟面子的一個問題。但是后來周王朝已經(jīng)下賤到這樣的程度，去跟他們要錢。這就標志著周王朝的性質(zhì)發(fā)生了變化。由于它的軍事力量沒有了，它的政治影響力下降了，它的經(jīng)濟力量下降了，因此它從一個有影響的中心，變成一個與一般的國家沒什么兩樣的實體。當然如果說它與別的諸侯國有什么不一樣的話，就是它文化上的影響不一樣，它還是個文化中心，它的文化對諸侯國有很大的影響。因此我們說，它只是一個文化中心，但是不一定對很多的諸侯國有軍事政治經(jīng)濟方面的影響。就是說，周王朝的性質(zhì)發(fā)生了變化，這個變化的過程就好像羅馬教皇，性質(zhì)差不多。羅馬教皇是一個宗教中心，但已經(jīng)不再是一個政治的、經(jīng)濟的、軍事的中心。所以周王朝的性質(zhì)發(fā)生了變化，一如歐洲的羅馬教會權力的變化。

    第二，諸侯國的性質(zhì)也發(fā)生了變化。由于周王朝衰退的結果，很多諸侯國不僅不再把周王朝當一回事，而且還騎在了周王朝的上面，對它發(fā)號施令，甚至控制它、利用它。當時諸侯國的國家里面也有幾種不同性質(zhì)的國家。第一是所謂傳統(tǒng)的諸侯國的性質(zhì)發(fā)生了變化，這些的諸侯國都是由周王朝分封建立起來的，比如說齊國，晉國、魯國等。這些諸侯國的權力的合法性都來自周王朝，它的土地是周王朝的，國君是由周王朝策封的，但是到后來，這些諸侯國先后擺脫了周王朝的控制和影響，成為獨立的政治實體，它的性質(zhì)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第二類國家，就像楚國、秦國、越國、吳國這樣的國家。楚國從一開始就是個獨立性很強的國家，與周王朝的關系沒有齊國、魯國那樣密切，很早就開始自稱為王，試圖與周王并列。而且在許多華夏國家眼中，楚、吳、越這些國家都是一些蠻夷之邦，不在所謂“中國”（即中原國家）之列。像這樣的國家，它的周朝意識就更加的淡薄。所以我們說，不要籠統(tǒng)的講，諸侯國是不是獨立主權國家，要看它有沒有獨立主權國家這樣一個本質(zhì)。所以我認為，到春秋的末期，很多的諸侯國已經(jīng)具有了相當于歐洲近代的那些所謂的獨立主權國家的一樣的一些東西。我們用什么東西作標準呢，就是歐洲意義上的獨立主權國家。所謂的國家，無非是說它有比較確定的領土，有比較確定的人民，它的政權能夠獨立地處理國內(nèi)外的事務，而且這些政治實體之間，相互建立一種相對平等的關系，奉行一定的行為準則。如果你從這幾個意義來衡量的話，我認為春秋中后期的許多國家，更不用說戰(zhàn)國時期的國家，都是標準意義上的獨立主權國家。它們有比較確定的領土、版圖，盡管這種版圖沒有一個比較正式的邊界條約能確定說哪一寸土地是你的，但是大致上，哪一個城池是哪一個國家的，哪一片領域是哪個國家的，基本上是確定的。否則的話就無所謂“分疆裂土”這么一個說法了。同樣，盡管當時居民的流動性很大，你可以在這個國家做官，也可以到另外一個國家去做官，但是大部分的居民是生活在一個比較固定的領土上。所以，你是哪國人的這種觀念還是比較強烈的。比如說你是秦國人，你是鄭國人、楚國人等，這種觀念是越來越突出。第三，這些國家政權的更迭，也是由本國來決定的，受外國的影響是比較小的。它的官員的任命，也是內(nèi)政問題，政權也是比較獨立的。第四，從國際關系的意義上講，這些諸侯國之間都是相互承認的。也就是說，按照以前周朝的體制，諸侯國之間不能夠直接交往，只有周天子有權力，有合法性和諸侯國打交道。但是后來，春秋戰(zhàn)國時期，諸侯國之間大量地、直接地、普遍地來往，而且成為一種慣例，你承認我，我也承認你。相互之間形成了一種國際關系的體系。

    所以我認為，到春秋的末期和戰(zhàn)國時期，在華夏地區(qū)，已經(jīng)形成了一個華夏體系，相當于一個小的聯(lián)合國。在這個體系里面，有一些基本的國際法準則。比如有一些條約規(guī)定，第一，要維護周王室的存在，周王室就相當于一個聯(lián)合國的旗號，所有國家都是聯(lián)合國里的一個成員國；第二，這些國家相互之間要尊重主權，內(nèi)部的主權是比較完整的，互相之間不能夠干涉內(nèi)政，第三，相互之間要提供幫助，包括發(fā)生饑荒或發(fā)生水災了，別的國家有義務提供援助；第四，如果體系內(nèi)成員碰到外部敵人的入侵，就是所謂的周邊野蠻民族的入侵，那么這個聯(lián)合國的成員有義務互相幫助。因此像這樣一些基本的所謂的國際法準則，它是存在的。所以我說，從近代意義上的歐洲標準來看，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國家，我認為是標準意義上的國家。那么，這樣一來，實際上就存在過至少有兩個體系，一個是歐洲1648年以后形成的歐洲體系，還有一個體系是華夏體系以及后來演變出來的東亞體系，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體系。

    很遺憾的是，很多中國的學者，從這個視野來觀察國際關系史的人不多。反而倒是有一些日本人、韓國人，還有一些所謂的“國際關系史的中國視野”。韓國一個有名大學的教授到北大找我，告訴我，他想在中國研究所謂“小中華”的概念。我問他什么是“小中華”，他說，在韓國人看來，清朝是一個野蠻民族入主中華的政權，所以很長期間內(nèi)，韓國不把清王朝視為中國，后來他們才承認。所以他要研究明朝和清朝初年流傳到韓國日本的中國文化，跟清王朝入主中原以后的中國文化之間到底有什么差異，而且他們也認為中國所謂的“朝貢”體制，是影響東亞很長時間的一個東西，也是國際關系里面的一個組成部分。

    我認為，有必要好好思考一下，到底什么時候才形成真正的國際關系體系？我認為，從中國的視野看這個問題，可以形成三點意見：第一，在2000多年前，，存在過一個華夏體系，它后來演化成東亞體系；第二，這樣一個體系與1646年以后的歐洲體系，曾經(jīng)有一個２００多年的并行期，同時存在；第三，1840年以后，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體系崩潰了，中國本身也被拖入到西方體系為中心的體系中來，東亞體系與歐洲體系開始合二為一。也就是說，所謂國際體系不是從1648年的威斯特伐里亞體系開始，而是從1840年后開始，到這個時期才有真正意義上的國際體系、國際關系。

二、國際關系理論研究中的中國視野

    首先，我們要承認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是比較落后的，中國沒有多少東西是成體系成理論的東西，我們的很多觀念比較落后，而且我們的很多觀念是停留在1648年歐洲的那個觀念水平上。而當歐洲的觀念不斷更新發(fā)展、西方世界不斷更新發(fā)展的時候，我們跟不上。我們還在抱著歐洲以前的觀念并把它作為一個準則，還在把它的一些理論作為處理我們國際關系中的一些基本的依據(jù)。我們看不到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進步發(fā)展，更談不上中國自己國際關系理論的研究和創(chuàng)建。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我是完全贊成要大量翻譯引進西方的國際關系理論著作的。但是，第一，即使是西方著作中好的東西，也應該有一個把它中國化和本土化的過程。應該用中國老百姓可以理解的可以聽懂的語言，來解釋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中的一些概念。翻譯西方理論，不能只是翻譯介紹引進，你還要研究它要怎樣被大家吸收接受。我們的翻譯成果有許多不錯的東西，但也有不少翻譯作品語言非常艱澀，誰也看不懂。

    第二，我們在引進西方這些理論時，要根據(jù)中國的歷史和文化來進行演繹，不能形成一個定性思維，似乎所有的理論和思想都必須要從西方講起，或者一概都是什么概念只有在西方什么時候之后才產(chǎn)生。這種思維是有問題的。比如國際關系研究中經(jīng)常使用的“國家利益”這個概念，許多人都會說只有在1648年或者說1949年以后，中國人才有國家利益這個概念。這可能不完全符合中國的歷史。比如，春秋時期，魯襄公要去拜見楚康王，走在半路上聽聞楚康王去世，就問身邊大臣說我還要不要去楚國。大臣說你不是為了楚康王去的，而是為了“國家之利”。這已經(jīng)有國家利益的概念了。但后來有人說這不是國家之利是王朝之利。但是古代中國很早就已經(jīng)有王朝、社稷、民眾的概念了。它們是分開的，不是我們有些學者理解的那樣：國家就是指的王朝。我們這個社稷是什么概念？社稷是高于君主的。天下是什么概念？天下是高于社稷和君王的。這里面的概念我們一直沒搞清楚。***總理曾經(jīng)引用過林則徐的一句詩：“茍利國家生死以。”大家知道這是林則徐的詩。那林則徐的詩是從哪兒來的呢？從春秋時期的子產(chǎn)那里來的。子產(chǎn)說過：“茍利國家，生死以之。”可見在子產(chǎn)那個時期，國家利益已經(jīng)非常突出了。而且當鄭國的國君死了以后，有人就勸他說，你跑吧，要不然就危險了。你不是為鄭國的國君服務嗎？現(xiàn)在鄭國的國君死了，你還為誰服務��？但子產(chǎn)告訴他：我不完全是為鄭國的國君服務的，我還要為鄭國的社稷著想。你說，王朝和國家是一回事嗎？還有人說1949年以前，中國沒有國家利益只有王朝利益。那么反過來問：當年清王朝把臺灣割讓給日本，那這個利益是誰的利益呢？完全是清王朝的利益嗎？沒有老百姓的利益在里面嗎？所以我覺得這種看法是主要是受西方觀念影響較深引起的，從中國的視野來看不一定合適。即使是王朝的國家，其中也會包括“國家的利益”，并不完全都是統(tǒng)治階級和國王的利益。馬克思就講過：什么叫國家？國家的功能有兩個部分。一部分是所謂公共統(tǒng)治的管理的職能，是沒有階級性的和超階級的。所以馬克思說國家是一個總資本家，是一個總管家。它的那些交通警察的職能，對外防御的職能都不完全是為統(tǒng)治階級個人的利益。這兩種職能不要把它混在一起。就是說，在一個王朝里面既包含了王朝的利益，統(tǒng)治者的利益，但同時也包含了國家的利益在里面。

    再比如說我們剛才說的什么叫國家？有些東西是從西方的歷史文化中產(chǎn)生出來的概念，不符合非西方國家的歷史。比如西方認為國家有三個含義：第一個叫做主權獨立國家，就是符合國家三個要素的，領土、人民、一個政權能獨立處理國家對內(nèi)對外事務的都叫做獨立主權國家。第二個概念叫做民族獨立國家。什么叫民族獨立國家？就是說一個國家是建立在民族對它的忠誠之上的。是一個民族想象的一個共同體，共同的家園，有著共同的血緣，共同的民俗習慣，共同的信仰，是在這樣一個基礎上的政治實體。第三個是人民主權國家。什么叫人民主權國家呢？在西方的概念里面有不同的觀點，但有一種觀點認為，人民主權國家就是指實行西方民主選舉制度的主權國家。按照西方這個概念，那么在今天聯(lián)合國192個國家里面，相當大一部分成員不具有國家這個資格的，因為他們不是選舉出來的。所以西方的概念不能完全照搬。

    第三，我們中國歷史文化中有很多思想的內(nèi)容，與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內(nèi)容實際上相通的，還有一些則是西方理論中沒有的。比如講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中的現(xiàn)實主義這個東西。中國人一談起現(xiàn)實主義，首先會講到西方的理論講了些什么。甚至中國的學者言必稱馬基雅維利、或者摩根索和沃爾茲，大概很少有人會說中國還有個韓非子。其實韓非子講的現(xiàn)實主義理論很深刻，也很了不起。從現(xiàn)實主義的理論來看，韓非子的所講的利益沖突，權力謀取利益，當今爭于力等思想，其深度要遠遠超過馬基雅維利。所以臺灣有個學者就特別為韓非子打抱不平，說馬基雅維利比韓非子晚2000多年，怎么我們中國的國際關系學者動不動就要用馬基雅維利而不是韓非子來說明怎么用國家權力來謀取國家利益？我最近看的一本書叫《韓敘傳》，韓敘是中國現(xiàn)代有名的外交家，他的原名不叫韓敘，但是他的爸爸讓他記住古代中國的圣賢，所以給他改了名字叫敘韓，意思是讓他發(fā)揮光大韓非子的思想。后來他又把敘韓倒過來，成了韓敘。韓敘后來做了外交官，參與了許多新中國的重大的外交實踐，但大概他也沒有想過，韓非子的思想與外交有什么關系。實際上，韓非子關于權力與國家、權力與國際關系的論述，在我看來直到今天都是很有意義的。比如說他說：“當今爭于力”， “力多則朝人，力寡則朝于人”。短短幾句話講得非常深刻。一個國家在國際上應該怎樣立足？靠國家實力。然后，什么叫國家實力？我覺得韓非子講的比我們今天很多人講的要深刻的多。國家實力當然要包括軍隊，包括經(jīng)濟力量等，但韓非子首先強調(diào)國家的力量在于一個國家的法制，法制是構成這一國家實力的基礎，正所謂奉法都常強。而恰恰是在這一點上，我們中國國家實力里面最缺失的是這一塊。我們經(jīng)常回顧甲午中日戰(zhàn)爭的悲慘場面，我們經(jīng)常反思，甲午戰(zhàn)爭為什么會失敗，如果僅從軍備角度去找結論的話，你找錯了原因。你仔細去看一看甲午中日海戰(zhàn)的歷史，你去紀念館去看一看，你會發(fā)現(xiàn)中國人和日本人同時都向德國學習，購買的同時都是德國的軍艦，中國的旗艦裝甲的厚度，比日本主力旗艦裝甲的厚度還要厚；北洋海軍的總噸位，超過日本海軍的總噸位。為什么會失敗？不在于海軍本身，就北洋水師來說，它是東亞最強大的海軍之一，起碼不輸于日本。北洋海軍的失敗，其實是制度上的失敗，沒有法制，沒有制度上的觀念。

    我們不要對老祖宗的東西妄自菲薄，我們很多研究國際關系的人看不起我們中國古代的遺產(chǎn)，覺得它們好像不屑一顧。而恰恰是他們所推崇的西方人的理論大師對中國的文化遺產(chǎn)充滿了尊敬。比如中國人常說，中國是沒有地緣政治的，但恰恰是被許多中國人視為地緣政治大師的美國的布熱津斯基，他引用《孫子兵法》里邊的話說：衢地者，諸侯三至，　 先到而得天下者。衢地是什么概念呢?就是麥金德所謂的大陸心臟地帶，誰控制了它，誰就能控制歐亞大陸，誰就能控制整個世界；也就是在斯皮克曼所謂的邊緣地帶，誰控制了邊緣地帶，誰就能控制歐亞大陸，誰就能控制整個世界。實際上，孫子、麥金德、斯皮克曼的思維邏輯是一樣的，誰能控制關鍵地區(qū)，誰就能控制天下和世界，具體結論不同，但這里邊的邏輯是一樣的。

    再比如說，孔子的學說，許多人也認為與國際關系沒有關系。但是，從國際關系理論角度來看，孔夫子也很了不起，他的很多東西對我們今天來說還是很有意義。在西方的評價里，影響世界最大的十個思想家里面，孔夫子是唯一一個名列其中的非西方的思想家。孔夫子的理論里究竟有沒有國際關系的東西？從今天的國際關系理論解讀，你會發(fā)現(xiàn)他的學術里有許多和西方理想主義理論相通的東西。什么叫理想主義？理想主義強調(diào)人性善，強調(diào)普世觀念和普世價值在國際關系中的作用，比如自由、民主、人權。如果有一天所有的國家都接受了這樣的觀念的話，那么世界和平就差不多了。理想主義都看國際問題，有很多的價值觀念的判斷在里面。在孔夫子那里，也講人性善，也講普世觀念。什么是普世觀念呢？就是仁義。仁義觀是一個具有普世價值的觀念。你們?nèi)プx一讀孟子的一些著作，你們會發(fā)現(xiàn)他的思想中有深刻的干涉主義的東西。齊國國君問他：我們有沒有必要去攻打燕國呢？孟子就告訴他，不在你打不打，而在于你為什么打，怎么打，什么時候打。假如說，燕國的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燕國的國君是一個施行暴政的國君，他不行仁政，在這樣的情況下，齊國就有合法性去攻打燕國。當然，不要把孟子的觀點與今天的干涉主義做一個簡單的類比，認為這就是支持美國的干涉主義。但就其思維邏輯關系來看，孟子的觀點與西方的理想主義有共通之處。

    還有一部分中國的傳統(tǒng)思想，是西方的國際關系理論中所沒有的，很有中國特色。比如老子的思想，用今天我們的話來說，是“不干涉內(nèi)政”的一個極端表述，極端到“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你是你的，我是我的，沒有關系，井水不犯河水，各走各的路。這是不干涉內(nèi)政的極端表述。同時，他既批判所謂的暴力戰(zhàn)爭，也批判所謂的國際秩序。他認為國際社會這么亂，就是因為國家老打仗，就是有人老想推行自己所謂的國際秩序。這樣都不好，什么是最好的國際秩序呢？在老子看來，就是無為，自然，這是最好的秩序。像這樣的一個理論，在西方是找不到一個對照的內(nèi)容的。

    還有，我們中國人常常運用的春秋吳越爭霸中演變出來的一些理論。從西方的理論來看，無論是理想主義也好，新自由主義也好，他們不能夠解釋這個東西。比如越國在和吳國爭霸過程中的一些主張，我把它概括為“超限制的外交”。在這個思想中，有很垃圾的東西，包括使用一些不應該用的手段，但其中也有一些積極的意義在里邊，就是我們中國人不應該拘泥于傳統(tǒng)的一些東西，應該具有靈活性。比如說中國人常說的韜光養(yǎng)晦，這一典故出自越國與吳國爭霸的過程中，我們也在用。所以外國人不懂中國歷史，就搞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他們經(jīng)常會問：韜光養(yǎng)晦是什么意思？他們理解了一部分中國歷史，也還是不一定明白。

    總之，中國研究國際關系的人，不要對我們的傳統(tǒng)不在乎。當然，也不要為了中國特色而突出、夸大、拔高中國傳統(tǒng)，不要認為中國什么都好，西方理論都是不對的，這也不好，是一個極端。但你不要走到另外一個極端去了，即中國什么也沒有，要全盤照搬西方理論。這兩個極端之間我們?nèi)绾稳�尋找一個結合點是一個重要內(nèi)容。

三、當代國際關系實踐中的中國視野

    今天我們越來越多的人主動學習西方的國際關系理論，也有越來越多的人在思考，怎樣用西方的國際關系理論來為中國國家利益服務。我覺得這是一個好事，也是我們中國外交不斷走向成熟的標志。但是我們的做法有兩方面的問題。第一，我們對西方國際關系史，對西方的國際關系理論的理解還沒有到位。第二，我們從我們中國的角度來看問題的時候也沒有一個很自覺很系統(tǒng)的認識。

    我們不妨舉一些例子來說這樣的一個問題。比如舉多極化的例子來說明，我們從中國角度怎么解讀，從西方視野又怎么解讀。多極化這一概念的提出，應該說是毛澤東、鄧小平借鑒西方的一個說法來表述中國外交的基本主張的一個嘗試�！岸鄻O”并不是中國的表述方法，它是從尼克松的“五大力量中心”這樣一個提法衍生出來的。為什么提出這樣一個概念呢？是為了我們中國的國家利益服務的。我們可以想想，是在什么樣的條件下提出這一概念的。毛澤東沒有明確提出，但已經(jīng)有了這樣的想法；鄧小平明確提出了，但是有一個背景：在美蘇兩家爭霸中，中國有必要保持她的獨立性。我們不是美國一極的，也不是蘇聯(lián)一極的，那中國到底應該怎樣表述自己的國際體系中的地位呢？所以就提出來一個多極的概念。在美蘇兩極之間尋找自己的位置，你就很容易接受多極化。從這個角度講，當時多極化的提出，第一維護和爭取了中國的國家利益；第二，它反對了當時的美國和蘇聯(lián)的霸權主義；第三，冷戰(zhàn)以后，我們的多極化也主要針對美國的單邊主義，霸權主義。我們也爭取到了一些國家對我們的支持。如：俄羅斯和我們在多極化問題上一度走得非常近。所以，中國提出多極化是很有意義的。

但是，我們在提“多極化”這個問題的過程中，是不是存在一些問題呢？是否存在把多極化理想化樂觀化的問題呢？下面我們不妨從西方的國際關系理論和中國的視野來評析一下，看多極化有沒有問題。先從西方視野來看。

    第一，在西方，多極化的基礎是什么呢？是建立在一個力量相對均衡的基礎上的，比如說，典型的西方多極化，就是拿破侖失敗后的維也納和約到19世紀末這樣一段時間，是歐洲多極化的時代，這個多極化里面的的英國、法國、德國、奧匈帝國，還有俄羅斯，這五強，他們的力量基本均衡，誰也沒有比誰更強大，在歐洲沒有一個國家可以說了算，因此這本身就是一種力量均衡的基礎；而今天我們的基礎是欠缺的，我們的這個力量是失衡的，美國一家的力量太大，其他的力量，綜合而言也比較弱小，這是和西方不一樣的。

    第二，西方的多極格局，是建立在勢力范圍和結盟基礎上的。一個國家要和另一些國家抗衡，怎么辦呢，它就需要一種結盟政策。比如德國的力量比較強大，英國就要和法國結盟來平衡這種關系�；蛘呦喾�，英國與德國結盟反對法國。各有各的勢力范圍，有一圈人，有一幫國家。但中國不搞勢力范圍，也不搞結盟，這就很難做到多極化。而且我們中國的力量本來就不是很強大。但相反，力量最強大的國家―美國卻是一個有多個聯(lián)盟的國家，它和歐洲、日本都是結盟的，此外與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家的聯(lián)盟。其他幾個大國家也有結盟關系：俄羅斯有獨聯(lián)體這個結盟；日本，緊靠美國，與美國結盟；歐洲本身是一個聯(lián)盟，此外也與美國有北約這個聯(lián)盟。在可能的多極中，只有中國一家是不結盟的，要獨自成一個極，這個也很難。

    第三，西方歷史上的多極格局，既有維護歐洲和平的積極作用，同時也是引發(fā)兩次世界大戰(zhàn)的根源。所以不能推論說：多極化就一定會導致世界和平和維護國際穩(wěn)定。也可能是維護和平，也可能是引起戰(zhàn)爭，破壞和平。

    第四，我們的這個多極化進程與歐洲的一體化進程和經(jīng)濟全球化進程，有一定的矛盾�？偟膩碇v，全球化是指的各個國家之間，各個地區(qū)之間的聯(lián)系越來越密切，越來越不可分割。但是我們的多極化可能會比較強調(diào)，你這個極和我這個極之間，應該保持一定的獨立性。這和現(xiàn)在的趨勢是怎樣的一個邏輯關系呢？這個問題也可以再深入思考。

    那從中國的視野來看多極化，又怎么樣呢？也有一些問題。第一，它與中國的倡導的國際關系民主化是什么關系？國際關系民主化的含義是什么呢？主要是指國無分大小，一律平等。而多極化則是突出大國和強調(diào)大國的作用，多極化就是指世界上的幾個大國應該合作，解決世界上的主要問題。但是這與我們中國倡導的“國際關系民主化”有一些矛盾；第二，我們中國外交還在把“韜光養(yǎng)晦”作為一個長期堅持的戰(zhàn)略�！绊w光養(yǎng)晦”就是你不要去當“頭”，不要太突出自己。而多極化呢，就是要讓中國成為“一極”，這叫做“一極”的“頭”。成為一個“極”，就是要突出我們自己。第三，我們所謂多極化什么意思呢？就是希望能制衡美國的單邊主義和霸權主義。多極化就是要推動除美國以外的那些大國盡快成為一個力量中心。我們希望這些大國要趕快成長，你要趕快獨立，你越強大，我們中國越放心。歐洲，成為一極，這個很好；俄羅斯，你不要那么弱，你強一點，對世界和平是一件好事；包括今天的印度，印度你成為一極，好，我們也支持。但是，日本成為一極，我們怎么樣？我們不一定很贊成吧。而在多極化的旗號下，我們應該是支持日本的。越早擺脫美國，越早成為一個政治大國、軍事大國，對我們的多極化格局不是更有利么？但其實未必，也確實未必；第四，和我們的歷史也有矛盾。中國有過多極化有這樣一個歷史：戰(zhàn)國就是多極化。多極化的歷史的結論是什么？也是兩方面：第一，在一定的時期之內(nèi)，它有利于維護一個大體的和平；比如說由于蘇秦的合縱這樣一個戰(zhàn)略，一度成功。所以在十幾年之內(nèi)，使秦國沒有繼續(xù)擴張它阻止了秦國的擴張。這是他積極的一面。但是它也有消極的一面：多極化很難長久的維持。最后的結局大家看到了，多極很難聯(lián)合起來，因為他們的目標各不一樣，很難相同；齊國有齊國的打算，楚國有楚國的打算，怎么就能夠一致聯(lián)合，聽你蘇秦的擺布，怎么去對抗秦國，這個很難長久。因此，戰(zhàn)國的多極格局也導致了長期的戰(zhàn)爭。所以從另外一方面來說，不要太樂觀的估計，那幾個成為一極的國家，都會和中國聯(lián)合起來，抵抗美國的單邊主義和霸權主義，這個是不一定的。相反，像日本這個國家，現(xiàn)在傾向于聯(lián)合美國，來遏制中國。而看歐洲，不要太夸大歐美之間的矛盾，他們和中國的利益，也未必就是完全吻合的。所以這樣一種背景下，你怎么就能夠樂觀的估計說，未來的多極化就一定是我們大家聯(lián)合起來，反對美國的多極化呢，很難有這樣一種樂觀的估計。

    從我們關于多極化的這樣一個分析可以看出：無論是從國際關系這樣一個角度，還是從我們中國的這個視野來看，多極化都有一些問題，很可能不是像我們大家所設想的那樣。第一，多極化是不是一個客觀的發(fā)展趨勢呢？我認為現(xiàn)在是多極化的趨勢的確有發(fā)展，但是另一個相反的趨勢也在發(fā)展，美國的單邊主義也在發(fā)展，美國現(xiàn)在這樣一個力量，你很難想像它會在短期之內(nèi)急劇的下降。在未來的10年、15年、20年之內(nèi)，美國仍然是一個強大的國家。所以，我認為，多極化是否成為一種必然的發(fā)展趨勢還不是很清楚。第二，正如我們剛才所說，多極化有利于世界和平與穩(wěn)定這只是一種假設，沒有被過去的歷史完全驗證；第三，多極化對中國的國家利益而言，不一定一定有利，或者至少不是完全有利，可能是有利的，也可能其中包含一些不利的因素。

　總之，在中國進行國際關系的研究，進行中國外交的研究，一定要有兩個方面的結合，既要有國際關系的視野，也要有中國的視野。

此文系根據(jù)作者2005年4月6日在外交部青年讀書會上的講座錄音整理而成。

  本文關鍵詞：國際關系研究中的中國視野，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