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關鍵詞：論馬克思對西方哲學技術價值困境的超越——基于文化哲學的視角，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

<hgroup> 論馬克思對西方哲學技術價值困境的超越——基于文化哲學的視角

發(fā)布時間： 2015-01-30 14:40瀏覽量：

于春玲

摘要：西方哲學關于技術價值問題的爭論，形成了技術中性論與技術價值負荷說的對立及技術樂觀主義與技術悲觀主義的對立，造成了技術的正價值與負價值、物質(zhì)價值與精神價值、現(xiàn)實價值與理想價值的割裂，陷入不可克服的理論困境，其原因在于西方哲學以二元對立的知識論方式抽象、孤立地看待技術價值。馬克思從人的現(xiàn)實歷史存在出發(fā)，將技術價值問題的思維向度從封閉的“技術本身”擴展到廣闊的文化空間，通過文化價值系統(tǒng)整體來考察并完整揭示了技術價值的豐富內(nèi)涵。

關鍵詞：馬克思；技術價值；西方哲學；文化哲學

一、西方哲學關于技術價值的爭論及其困境

西方哲學關于技術與價值關系問題的爭論，可以歸納為兩個基本方面：技術是否負荷價值以及技術負荷何種價值。關于前者的爭論，形成了技術中性論與技術價值負荷說的對立；關于后者的爭論，則形成了技術樂觀主義與技術悲觀主義的對立。

技術中性論或技術價值中立說是較為流行的觀點。技術價值中立說認為，技術不過是一種達到目的的手段或工具體系，它本身沒有對錯、好壞、善惡之分，是中性的。技術既與設計者的意圖和需要無關，可以應用于任何目的，也與社會文化背景無關，可以運用于各種社會類型之中。德國著名哲學家雅斯貝爾斯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中的一段話也許表達了所有技術中性論者的心聲：“無論如何更明確得多的是，技術僅是一種手段，它本身并無善惡。一切取決于人從中造出些什么，它為什么目的而服務于人，人將其置于什么條件之下。”然而，技術是否真的與價值無涉呢?面對現(xiàn)代技術所引發(fā)的人們生活的種種變化，技術價值中立說是很難在理論上有說服力的。技術作為人的活動，其中必然蘊涵著一定歷史條件下人的價值觀念和社會目標。正如阿諾德指出的：“技術似乎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某種能分離于它處的東西，如果機器要有什么用處的話，它就必須適應于一種活動模式，而這模式又屬于一種特殊的生活方式和價值體系。”這說明，技術并非獨立于人的中性的方法和手段，而是特定社會中的人的價值載體，具有社會的、歷史的、文化的內(nèi)涵。

雖然同樣肯定技術負荷價值，但是樂觀主義與悲觀主義卻又在“技術負荷何種價值”問題上產(chǎn)生了爭論。技術樂觀主義熱愛技術，把對技術的追求作為生命的主要目的，要求技術應用于一切事物和領域，以技術的應用來自動消除人類社會的各種文化矛盾和價值沖突。近代哲學家如培根、霍布斯等，都是技術樂觀主義者。顯然，技術樂觀主義只看到了技術的正價值，夸大了技術的效用和潛能，卻忽視技術所蘊涵的負價值以及技術的社會屬性。隨著科學技術的發(fā)展，人們發(fā)現(xiàn)，技術的進步并沒有自然而然地帶來相應的文化進士，主要從事馬克思技術價值論與文化哲學研究。步，在對物的追求和向外部世界的攫取中，內(nèi)在的精神世界卻在走向衰落。于是，技術悲觀主義的批判之聲日漸高漲。技術悲觀主義對技術持消極、悲觀的看法，認為技術的發(fā)展不但沒有帶來人所預期的幸福和解放，反而給人類帶來災難性的后果，技術成為控制人、壓迫人的異己力量。他們對技術采取懷疑甚至否定的態(tài)度，主張停止技術發(fā)展乃至取消技術。盧梭就是技術悲觀主義的一位先驅(qū)者，他公開反對科學技術，，主張返回自然純樸的原始生活。技術悲觀主義在20世紀成為一種有影響力的社會思潮。其中，法蘭克福學派與存在主義最具代表性。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如霍克海默、阿多爾諾、馬爾庫塞、哈貝馬斯都對技術的種種消極社會功能進行了批判，技術批判成為他們社會批判理論的核心。他們的技術批判最終變成了對技術的否定，表現(xiàn)出濃厚的悲觀主義色彩。存在論哲學對技術的追問和批判也顯現(xiàn)出對人之生存現(xiàn)狀的悲{面。從帕斯卡爾到叔本華、克爾凱郭爾、尼采，再到20世紀的海德格爾和薩特，都對技術異化世界中人的文化困境進行了反思和批判，他們的文化批判始終貫穿著一種悲劇意識。

以上關于技術價值的兩組對立觀點中，技術中性論與技術樂觀主義表面上看似乎截然不同：一個否認技術負荷價值，一個肯定技術負荷價值，然而其實質(zhì)卻是一樣的。它們都將技術僅僅視為人類認識和改造自然、獲取物質(zhì)財富的“手段”、“工具”，認為技術與人的活動無關，與社會歷史、文化傳統(tǒng)、倫理道德無關。由此可見，技術中性論也并非絕對的否認技術負荷價值，事實上，它與技術樂觀主義一樣，都肯定和強調(diào)了技術的正價值、物質(zhì)價值和現(xiàn)實價值。在此意義上，真正的技術中性論者是不存在的。

我們看到，西方哲學關于技術價值問題陷入了兩極對立：一些人只看到技術之善，即技術對人類社會發(fā)展的積極作用與正面價值，卻忽視了技術所負荷的負面價值，另一些人則只看到技術之惡，即技術所帶來的各種社會問題，卻忽視了技術對人類發(fā)展所做出的巨大貢獻；一些人只強調(diào)技術的效用性，即技術對于促進生產(chǎn)力提高和經(jīng)濟增長的物質(zhì)價值，卻沒有看到技術所蘊涵的精神價值，另一些人只關注了技術對于人的精神生活的影響和制約，卻忽視了技術的物質(zhì)價值；一些人只看到技術給人的現(xiàn)有生活帶來的富足與便利，卻沒有對技術進行未來審視，另一些人則只看到技術與人的應然生活的對立，卻沒有對技術的現(xiàn)實價值予以充分肯定。面對西方哲學技術價值觀的二元對立，我們不禁要追問：技術的本性究竟是善還是惡?在技術不斷進步的進程中，人類是越來越自由，還是越來越不自由?由技術引領的人類是在走向光明，還是在走向毀滅?僅僅囿于抽象之思是不能回答這些問題的，這也正是西方哲學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只有將技術置于現(xiàn)實歷史條件下，置于人的現(xiàn)實生活世界之中，置于人的文化價值系統(tǒng)之中，才能真正揭示技術的價值。馬克思正是這樣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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