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fā)布時間：2020-05-18 13:25

【摘要】：辯護制度是我國當前刑事訴訟和司法改革的焦點之一。近年來,我國理論界和實務界開始關注辯護律師的忠誠義務,也提出了一些原則性的建議,但對于辯護律師忠誠義務的具體內涵和相關要求卻缺乏深入研究和系統(tǒng)解讀。本文致力于探尋一種能夠合理解讀辯護律師忠誠義務的理論,并結合我國刑事辯護中出現(xiàn)的問題以及域外可資借鑒的相關元素,嘗試為辯護律師忠誠義務及辯護制度探索前行的方向。本文由引言、正文和結語三部分共計六章組成。第一章,“辯護律師忠誠義務的基礎理論問題”。本章以不同的刑事訴訟構造對于辯護律師忠誠義務履行之影響出發(fā),分析了現(xiàn)代法治國家辯護律師的功能定位,并從我國刑事訴訟構造的變化對于辯護律師忠誠義務之影響進行了解讀。其次,以現(xiàn)代法治國家中辯護人的角色定位為基本出發(fā)點,以國家權力維度和法律程序維度為兩個考察維度,對辯護律師角色定位進行比較法考察,并對我國依法治國背景下辯護律師律師身份定位進行了分析。最后,對法律職業(yè)倫理下辯護律師職業(yè)倫理之特殊性進行解讀,以“律師—當事人”關系為基本出發(fā)點,從黨派性忠誠原則、律師與當事人信賴關系的維護角度分析了律師職業(yè)倫理特殊性之所在。第二章,辯護律師忠誠義務的積極內涵:爭取當事人利益最大化。首先,在審判中心主義的視角下,辯護律師應當重視會見、閱卷、調查這三項基礎性義務的履行,以克服偵查中心主義帶來的弊端。其次,庭審實質化改革要求辯護律師在庭前做好充分的準備工作,以有效應對新“控強辯弱”背景下庭審虛化現(xiàn)象,并在庭審中與控方進行實質性對抗。最后,辯護律師忠誠義務的履行還要借助一定的“外力”,形成一種辯護合力,才能實現(xiàn)當事人利益的最大化。第三章,辯護律師忠誠義務的消極內涵:不得損害當事人利益。消極的忠誠義務直接表現(xiàn)為辯護律師與當事人這種信任關系的維護,可以說是為辯護律師設立了一條執(zhí)業(yè)底線,即不得損害當事人利益。首先,辯護律師負有保守秘密的義務,確保辯護律師和當事人的信任和坦誠。其次,應當堅持利益沖突禁止規(guī)則,這是忠誠義務派生出的律師重要職業(yè)道德,而律師忠誠義務是利益沖突禁止規(guī)則的價值依歸。我國刑事辯護中利益沖突禁止規(guī)制,應當以當事人利益為中心,采取“有依據(jù)的合理懷疑”的標準,對利益沖突進行類型化分析,并加強利益沖突防范的制度建設。再次,對于獨立辯護理論進行限制。建立協(xié)商機制與退出機制,確立獨立辯護的禁區(qū),構建類型化決策機制,確立被告人實際利益受損時真實義務優(yōu)先原則,并對認罪認罰從寬案件中獨立辯護作出限制。第四章,辯護律師忠誠義務的邊界:對法庭的真實義務。辯護律師的忠誠義務也有一定的界限,那就是“對法庭的真實義務”。在刑事訴訟的過程中,辯護律師對于當事人不能唯命是從,還必須誠實公正地履行其職責,不能采取積極的行為來蒙騙司法機關,這是辯護律師真實義務之要旨。真實義務也為忠誠義務的履行設定了“邊界”。由于辯護律師特殊的地位和忠誠義務的要求,其對法庭的真實義務呈現(xiàn)出消極性、片面性以及對象特定性的特征。辯護律師對法庭的真實義務是由其所承擔的社會責任、刑事訴訟真實發(fā)現(xiàn)的基本目標、維護司法權威之客觀需要以及律師職業(yè)良性發(fā)展的內在要求所決定。我國對于辯護律師真實義務的要求過于嚴格,但是真實義務內容規(guī)定過于籠統(tǒng)。為此,應當重新構建我國辯護律師真實義務的體系,明確辯護律師對待虛假的證據(jù)的處理方式,區(qū)分真實義務與辯護策略,確立禁止損害實體真實這一真實義務的基本界限。第五章,辯護律師忠誠義務與對法庭真實義務之沖突與平衡。在美國、日本、德國,處理忠誠義務與真實義務沖突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都存在著一定的爭議。這種沖突是由辯護律師作為被告人的“熱忱代言人”和“法庭官員”的雙重角色所引起的。由于訴訟模式以及司法觀念的差異,如何處理我國實踐中忠誠義務和真實義務的沖突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辯護律師忠誠義務的履行。對于被告人提供的虛假的實物證據(jù)以及在法庭上的不實陳述或者抗辯,辯護律師不負有揭露義務。但是對于被告人違法或欺詐性的行為,出于律師自身的社會責任以及與法院共同維護司法程序公正運行的義務,辯護律師對此負有積極揭露的義務。此外,應當賦予辯護律師免證特權,并完善律師偽證罪的追訴機制,以限制真實義務的擴張對于忠誠義務履行的消極影響。第六章,辯護律師忠誠義務的保障機制。辯護律師忠誠義務的履行需要建立相應的保障機制。忠誠義務的保障機制需要從“進場機制”、“退出機制”以及“懲戒機制”三方面進行建構。首先,要確立刑事辯護的“進場機制”。刑事辯護準入制度為忠誠義務設置了第一道門檻,可以有效提高辯護質量。其次,還要確立刑事辯護的“退出機制”。我國應當從退出前的預防機制和協(xié)商機制以及退出后的保障機制三個方面來構建我國辯護律師的退出機制。最后,還應當完善對于律師失范行為的“懲戒機制”。對于律師的違反忠誠義務的行為,除了其自身內心道德的約束外,還須通過一定的外部的懲戒機制加以貫徹。并完善對律師擾亂法庭秩序行為的程序性規(guī)制,防止偵查機關濫用權力追究律師的刑事責任。在“結論”中,筆者提出未來對于辯護律師忠誠義務的研究,還是應當緊緊圍繞“律師—當事人”關系這一律師定位的決定性因素進行,同時注重借鑒法治發(fā)達國家經驗與中國本土實際相結合,關注實踐案例與堅持理論完善相結合,立法規(guī)定的宏觀性與行業(yè)規(guī)范的可操作性相結合。通過“制度規(guī)范”實現(xiàn)“理性實踐”,最終實現(xiàn)“律師—當事人”關系理想目標與理性實踐的統(tǒng)一。
【學位授予單位】：對外經濟貿易大學
【學位級別】：博士
【學位授予年份】：2019
【分類號】：D926.5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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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蔣華林;;“磕出”一個法治中國!——以死磕派律師的價值辨正為中心兼與王鳳濤博士商榷[J];時代法學;2015年03期

2 孫謙;;關于修改后刑事訴訟法執(zhí)行情況的若干思考[J];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15年03期

3 陳學權;;死刑復核程序中的辯護權保障[J];法商研究;2015年02期

4 張曙;司現(xiàn)靜;;中國辯護律師的真實義務范圍研究[J];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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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葛同山;辯護律師保密特權研究[D];上海交通大學;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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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編號：26697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