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fā)布時間：2016-05-13 08:39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jié)  研究背景及意義
“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分離會使股份制公司產生一系列的問題”，這是由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第一次提出的，至今已有 300 多年的歷史。而該現(xiàn)象真正引起人們的關注是在 20 世紀 70 年代之后，當 Jensen and Meckling（1976）提出委托代理理論。該理論認為，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會引起現(xiàn)代公司普遍存在的委托代理問題，股東和管理者都希望自身利益最大化，當利益不一致時，管理者往往會損害股東利益而使自己的利益達到最大化。在此基礎上，一系列的激勵機制便產生了，它們一方面為了確保管理層有足夠動力完成其經營管理職責，另一方面可以使經理者與股東的利益盡可能保持一致，從而減少損害。其中薪酬激勵機制便是激勵機制的一種，管理人員會因公司業(yè)績好而獲得更多的薪酬和獎金，業(yè)績差時便剛好相反。這樣的激勵機制設計的初衷時為了減小代理現(xiàn)象而帶來的損失，但是當以業(yè)績?yōu)樵u價標準時，卻帶來了另一個公司治理問題——盈余管理。公司治理可以分為內部和外部治理，早期學者們對于公司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內部治理。隨著內部治理因素研究的逐漸成熟，法律等外部因素為公司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也逐漸得到人們的重視與關注。LLSV（1998）“法與金融”系列興起后，許多研究都證實了法律制度和環(huán)境對完善公司治理體系具有重要的意義。然而我國屬于經濟轉型期國家，法律制度尚且達不到發(fā)揮良好的公司治理作用時所需的健全與完善，所以想要通過法律制度解決公司治理問題，尚需相當長的時間。當今，報紙、電視、網絡等媒體對資本市場的影響越來越大，是投資者了解企業(yè)信息的重要來源，會對投資者的行為產生重要影響。于是，媒體在公司治理方面的作用逐漸受到關注，不同的學者對它們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研究。從國外的“安然事件”到國內的“銀廣夏”事件、五糧液違規(guī)經營事件以及雙匯瘦肉精事件，都是由媒體發(fā)現(xiàn)后擴散，得到社會公眾和政府部門的關注，相關事件也在媒體的監(jiān)督下得以公平透明處理。所以，一方面媒體報道對上市公司的違規(guī)行為進行披露，對公司治理具有作用；另一方面，公司治理缺陷為盈余管理提供了存在的可能性，而且管理者也可能會因為媒體報道所帶來的強大的市場壓力而采取更多的機會行為。那么媒體報道是否可以抑制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可以成為媒體報道是否可以具有公司治理作用的重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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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jié)  研究思路與方法

一、研究思路
本文主要研究媒體報道與盈余管理的關系，當存在抑制作用時，表現(xiàn)為媒體報道具有公司治理的作用。由于公信力不同的媒體所作的報道質量不同，在人們心中的地位和影響力都不一樣，所以有必要根據公信力的不同將報道進行分組，檢驗報道影響力的不同。本文將從以下幾點展開研究： 1.  首先在梳理已有文獻的基礎上，對國內外現(xiàn)有的研究成果進行歸納分析，通過評述得出本文研究的特別之處。 2.  基于信息不對稱理論、聲譽機制、傳統(tǒng)監(jiān)督機制等一系列的理論基礎，分析媒體報道的公司治理作用及發(fā)揮途徑，為后續(xù)研究假設的提出及實證檢驗奠定基礎。 3.  在樣本和數(shù)據方面，本文以我國深市 A 股主板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樣本量不是很大，這與數(shù)據收集的難度有關。因為媒體報道數(shù)據全都為手工收集，且要按照來源進行分類，，工作量非常大。 4.  實證部分，通過設定的模型，對樣本數(shù)據進行回歸，得出結論。最后根據研究結果提出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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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綜述

第一節(jié)  盈余管理相關文獻綜述
在理論界或是實務界，盈余管理都已經有很長的歷史。相對于國內，國外對于盈余管理的研究要更早，但都形成了比較完善的體系。許多學者對盈余管理進行了研究，但由于研究視角不同，尚未得到一致的定義。 國外學者主要從以下五個角度定義了盈余管理。 第一個角度是從盈余管理的動機或目的出發(fā)，認為盈余管理是一種欺詐行為，是管理層出于企業(yè)或者自身的私利考慮而故意操作財務信息。Shippe（r1989）提出“管理者為了獲得個人的利益，會對外部的財務報告過程進行干涉和控制”。這個定義認為管理者會利用會計方法的選擇和一些特別的方法進行盈余管理。Healy and Wahlen（1999）提出“盈余管理是管理者進行的變更財務報告的行為，目的是為了誤導利益相關者的決策或者影響某些相關契約”。 第二個角度是從報表中盈余信息的質量出發(fā)。Marin，Aldhizer and Campbell（2002）指出“會計報道在經過盈余管理之后，雖然會缺乏之前的真實性，但也不具有欺詐性”。這種觀點認為盈余管理使會計報告超越真實性與欺詐性報告邊界。 第三個角度從盈余管理的方式出發(fā)，認為盈余管理是管理者通過將個人的判斷和觀點介入財務報表，對會計數(shù)據進行或多或少的調整的行為。Watts  and Zimmerman（1990）就支持這種觀點。 第四個角度從報表編報與會計準則出發(fā)。Johnson（1999）認為，盈余管理是企業(yè)濫用會計準則的體現(xiàn)。有贊成此觀點的，如林肯·特納（Lynn Turner），也有反對的，William Scott（2000）認為盈余管理是通過會計政策在公認會計準則允許的范圍內的選擇，最大化經營者自身的利益或者企業(yè)的價值。 第五個角度是從盈余管理的后果出發(fā)。Ronen and Yaari（2008）認為，當通過提前確認收益、以會計選擇影響盈余后，以盈余管理進行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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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jié)  媒體治理相關文獻綜述
公司治理存在內部和外部兩種治理機制，早期的公司治理大多指的是內部治理，隨著“法與金融”系列（LLSV，1998）興起后，人們的注意力慢慢擴散至外部治理機制。Allen and Gale（2000）曾提出過公司的治理模式，當時被當做公認模式得到廣泛的傳播。把公司治理模式按照企業(yè)性質分為市場中心，以英美為代表；按照融資機構分為銀行中心，以德日為代表。這樣的分類不被 La Porta，Lopez-silanes，Shleifer and Vishny（LLSV，2000）肯定。LLSV 的系列研究（1997，1998，2000，2002）、Levine（1999，2001）以及 Friedman，Johson and Mitton（2003）的研究結果表明，法律保障的提高可以更好保障投資者權益、可以使股權結構更加分散、使上市速度更快，這些研究將法律加入了討論之中。各國有差異的公司治理模式形成的內在原因之一便是法律對投資者權益保護的差異。所以要改善公司治理需要建立和完善相應的法律制度。但我國屬于經濟轉型國家，完善正式的法律制度需要很長的時間，原因可以歸納為以下方面：文化、宗教和語言差異阻礙國外成熟的投資者保護法律的移植；轉型國家的信息披露不夠充分、法律執(zhí)行效率有待提高；其他的法律外制度會減緩法律制度發(fā)揮作用。所以對公司治理發(fā)揮作用的其他法律外制度也應同樣受到重視（Coffee，2001；鄭志剛，2007；Hilary and Hui，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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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19 
第一節(jié)  理論基礎..... 19 
第二節(jié)  理論分析和研究假設......... 20 
第四章  研究設計...... 24 
第一節(jié)  樣本選取和數(shù)據來源......... 24 
第二節(jié)  變量設計..... 25 
第三節(jié)  模型構建..... 27 
第五章  實證分析...... 28 
第一節(jié)  描述性統(tǒng)計....... 28 
第二節(jié)  相關性檢驗....... 30 
第三節(jié)  回歸分析..... 31 
第四節(jié)  穩(wěn)健性檢驗....... 37 

第五章  實證分析

第一節(jié)  描述性統(tǒng)計

首先，本文將自變量媒體報道按年份進行描述性統(tǒng)計的結果在表5-1中列示。本文主要研究媒體報道與盈余管理的關系，且按照報道的基調分成了負面報道（Media1）和正面報道（Media2），故專門對其按年份進行了描述性統(tǒng)計。從結果來看，負面報道的平均數(shù)量從 2011—2013 年分別 1.766、2.091、2.096，負面報道的最大值從 2011—2013 年分別為 12、13、21，都呈現(xiàn)出逐年增加的趨勢，這與媒體不斷發(fā)展，增加對上市公司的關注度相符合。正面報道的數(shù)量沒有呈現(xiàn)出規(guī)律性遞增，平均都在 3.4 左右，最大值出現(xiàn)在 2012 年。從總體來看，正面報道的數(shù)量多于負面報道。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tǒng)計結果由表 5-2 列出： 1.  被解釋變量。本文用 DA 來衡量盈余管理。DA 的平均值與中位數(shù)分別為0.011、0.014，相差不大，說明所選樣本進行正向盈余管理的公司比較多。DA的最大值為 0.366，最小值為-0.313，負向盈余管理的最大程度為 0.313，要略小于正向盈余管理程度。 2.  解釋變量。本文因為對負面報道和正面報道按媒體公信力分組之后，一共有 6 個解釋變量。首先從負面報道和正面報道的總數(shù)來看，平均值分別為1.987、3.466，正面報道的數(shù)量多于負面報道。負面報道的最大值為 21，最小值為 0，正面報道的最大值為 29，最小值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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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當公司外部治理機制逐漸興起，媒體的治理作用也受到重視。對于媒體的治理動機，國外研究起步較早，其中較為代表的有 Dyck and Zingales（2002）的三種影響聲譽的途徑，即通過聲譽機制發(fā)揮作用，還有 Dyck 等（2008）認為“引起監(jiān)管部門的注意和重視”可以使媒體報道發(fā)揮公司治理作用。而我們作為經濟轉型國家，國有股大量存在于上市公司，董事會制度尚不完善，所以媒體通過聲譽機制發(fā)揮作用的效果存在質疑。李培功和沈藝峰（2010）研究認為媒體可以通過報道而引起行政機構的介入，從而對公司產生約束，這種約束存在于國有企業(yè)和民營企業(yè)。 媒體也存在營利性，本文按照主辦單位，將其劃分為“國有官方背景”媒體，和“非國有官方背景”媒體。媒體獲取信息的難易程度、發(fā)布信息的成本以及在公眾心中的地位都會有差別，這些會導致它們所作的報道產生的效果也不一樣，公司治理作用可能會存在差異。 本文基于以上分析，形成了這樣的研究步驟：提出假設 1，負面報道與盈余管理負相關，對盈余管理有抑制作用；提出假設 2，與負面報道相比，正面報道對盈余管理沒有抑制作用；假設 3，媒體報道對國有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更強；假設 4，公信力強的媒體所作的報道對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更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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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略)

本文編號：444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