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西方列強的入侵，古老的中國社會被迫嬗變。文章基于歷史背景，述評了當時浙江教育的近代化及其特點。 
關鍵詞：近代化；教會學校；社會思潮；新式教育機構

浙江地處東南沿海，氣候宜人，物產豐饒。浙江民眾一直有崇尚書學，尊重知識，興學育人的優(yōu)良傳統(tǒng)，故素來人杰地靈，有“文物之邦”的美稱。1840年，隨著西方資本主義列強依仗軍事侵略的勝利，開始大肆進行文化侵略。“傳教，辦醫(yī)院，辦學校，辦報紙和吸引留學生等，”其目的“在于造就服從他們的知識干部和愚弄廣大的中國人民�！盵1]（P.624）中國傳統(tǒng)的教育模式從此被打破，開始走上一條無奈而痛苦但又別無選擇的近代化道路。

一、影響浙江教育近代化的主要因素

（一）在浙外國教會學校的創(chuàng)辦

鴉片戰(zhàn)爭后，隨著《中英南京條約》的簽訂，浙江的寧波成了五個通商口岸之一。西方傳教士從此紛至沓來，他們?yōu)榱烁�有效地達到在中國傳教的目的，往往通過開辦學堂的方式向兒童灌輸教義。1844年，英國基督教長老會東方女子教育會傳教士愛爾德賽（Miss Aldersey）到寧波傳教，首創(chuàng)女塾。這是浙江第一所教會學堂，也是中國第一所近代女子學校。1845年，美國北長老會傳教士、醫(yī)生麥嘉締（D•B•Mccartee），在寧波開設男生寄宿學校——崇信義塾。這是浙江最早的男子洋學堂。該學堂后遷入杭州，又易名育英書院，是日后之江大學的前身�！短旖驐l約》、《北京條約》的簽訂，使外國傳教士取得進入中國內地傳教、辦學、置產等特權。于是，他們以寧波為跳板，逐漸向浙江各地擴展。美國浸禮會、青年會、圣公會，英國的安立甘、內地會等也陸續(xù)在寧波、杭州、湖州、嘉興、金華、紹興、臺州、定海、溫州等地相繼開設男女學塾。據統(tǒng)計，到1907年，僅天主教在浙江省所辦的文教事業(yè)，就有訓練任神職者之學校3所，學生計58人；普通學校115所，學生計1207人。[2](P.128)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教會學校多創(chuàng)立于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甚至有在鴉片戰(zhàn)爭后即已創(chuàng)立的，遠早于國人自辦的公私立新式學堂。這對浙江教育的近代化而言，無疑具有開風氣之先的作用。特別是女子教育，早在1844年時寧波就有教會女校的設立，不僅對浙江，而且在全國女子教育也產生一定的影響。

    教會學校在浙江的創(chuàng)辦，盡管其主觀上是為了傳播教義，為擴展教會勢力而培植一批中國籍的傳教助手，試圖藉此而達到經濟、文化侵略的目的。但是，在客觀上也給古老的浙江大地帶來了許多較之封建教育確乎進步的東西。如數理化課程的開設與一些科學實驗機會的提供，使學生學到了在傳統(tǒng)舊學中難以學到的近代科學知識。其它如西方的教育制度和教學方法，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的自由主義思想等，都使一部分有愛國心的青年因此引起思考，燃起富國強民的思想，從而培養(yǎng)了一批區(qū)別于舊式文人的知識分子。這在促進浙江教育近代化方面無疑具有深遠的影響。1851年（咸豐元年），浙江學政吳鐘駿在目睹教會學校給寧波各層面尤其是意識形態(tài)方面所帶來的變化后，向上呈報時稱：“寧波府城諸夷雜處，左道易惑”，因而建議“見飭各學教官于鄉(xiāng)鎮(zhèn)勸立義學，以正人心�！盵3](P.3)可見其影響之大。

（二）挽救民族危亡的客觀要求

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后，西方列強的侵略勢力逐漸增強，中國閉關鎖國的大門被徹底打碎，唯我獨尊的“天朝”時代已然不復存在，代之而起的是“華夷”共處之時。隨著中外交涉的日益頻繁，客觀上急需大量“通習外國文字之人”；同時，筆耕論文新浪博客，隨著洋務運動的開展，洋務派創(chuàng)辦的一批近代軍事工業(yè)和民用工業(yè)，也急需大量掌握近代科學技術和知識的人才。浙江地處東南沿海，歐風東漸的前沿，其情形更加明顯。而這又與現行的科舉制度相悖。作為封建官僚的李鴻章，在作了比較客觀的分析之后，不得不承認科舉制度所帶來的嚴重社會問題，認為我國并非沒有聰明才力之士，實因士大夫大多耽擱于章句貼括而不知尋求至富至強之術，以至所用非所學，所學非所用。指出“西人學求實際……”[4](P.868)而中土人才則大多空談學問。因此，相互間應該取長補短，擇善而從�？梢�，李鴻章主張興西學，通過改變中國傳統(tǒng)的科舉制度和教育模式，來改變中國積弱積貧、落后挨打的局面。這種興學強國的思想較典型地代表了當時有識之士（特別在官僚階層）的共識，并直接成為其支持并創(chuàng)辦近代教育的指導思想。

（三）近代社會思潮及其對浙江教育的影響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大地，風雨飄搖，動蕩不安。深重的民族危機，迫使愛國志士紛紛提出拯救祖國于危亡的思想和主張，形成五彩繽紛的社會思潮。它們中主要的有愛國主義思潮、變法維新思潮、君主立憲思潮、教育救國思潮和實業(yè)救國思潮、無政府主義思潮及早期的社會主義思潮等。每種思潮的出現，無一不對教育界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而其中教育救國、實業(yè)救國思潮則影響更甚。

早在甲午戰(zhàn)爭時期，以“救亡圖存”為已任的維新派就大聲疾呼：要救國，必須改革教育！因為他們意識到要改變中國的處境，當先變法。但要變法就要找到本原。而本原就在教育。在他們年來，今天形成“北托于俄，南攝于英、法，東割于日本，岌岌幾不國”的局面，其“所以傾敗之由，在民愚之故，”[5](P.124)并明確指出是科舉制度與傳統(tǒng)的學術（即漢學、宋學、詞章之學）使“朝無才相，閫無才將，疆無才吏，野無才農，市無才商，肆無才工，”[6](P.971)成為無益于國、無益于民的廢物。因此，他們竭立主張，欲開中國之新世界，莫亟于改革教育。嚴復、康有為、梁啟超，乃至洋務派官員劉坤一、張之洞、李鴻章等即是代表。

洋務運動后期的張之洞，教育救國的思想十分明晰。他認為一個國家能否得以長治久安，能否得以持續(xù)發(fā)展，關鍵在于人才，而人才日多，則國勢日強。1895年，在其《吁請修備儲才折》中，更是提出了“廣開學堂”的見解。其主持制定的我國第一部學制“癸卯學制”，以及充分體現其“中體西用”教育思想的論著《勸學篇》等，無不貫穿了他的這一思想。這一點，康有為較之張之洞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他明確地把教育作為“救亡圖存”的根本手段，其論著《大同書》和《長興學記》基本上是采納了近代資本主義教育制度中許多科學教育的因素。從表面上看，隨著“戊戍維新”的失敗，他的教育救國主張也隨之破產了；而事實上，其重視教育的理論和實踐，不僅為近代中國教育的發(fā)展作出了貢獻，同時為中華民族培養(yǎng)了人才，積聚了推動歷史發(fā)展的新生力量，其改良社會和發(fā)展教育的思想對后世也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誠然，在民族危亡之機，教育是救不了國的。而且若是只從現象來看，旨在挽救清王朝的教育救國思想實施的結果，卻在客觀上造就了一批具有新思想的封建王朝的掘墓人。但是，如果從民族的新生及其近代教育的發(fā)展這個角度來看，則張之洞們的教育思想在擺脫我國傳統(tǒng)教育定勢的教育近代化上，以至在擺脫落后、走向發(fā)展上，顯然是發(fā)揮了較大的積極作用的。而教育的歷史連續(xù)性與繼承性，也決定了該思潮在近代文化教育事業(yè)的發(fā)展中所起的促進作用。

與教育救國思潮同時出現、而對教育界有著直接影響的還有實業(yè)救國思潮。實業(yè)救國論者主張通過舉辦實業(yè)、振興商務來增強國力、民力，進而達到抵御外力入侵之目的。其代表人物主要有鄭觀應、張騫、湯壽潛、汪康年等。鄭觀應以自己的切身經歷，并通過自己的觀察，得出結論：“習兵戰(zhàn)不如習商戰(zhàn)�！薄坝�制西人以自強，莫如振興商務�！盵7](P.586)其他如張騫等也持是論，認為應以實業(yè)教育為自治基礎。

應該指出，在19世紀90年代末，實業(yè)救國思潮的聲勢并不大。到20世紀初，西方資本主義已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壟斷組織和財政資本的統(tǒng)治業(yè)已確立，資本輸出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8](P.259)于是他們也進一步加強了對中國的侵略，使中國的殖民地化更加加劇，這是實業(yè)救國思潮高漲的重要原因。1895——1898年，一度出現投資設廠的熱潮，其中有不少企業(yè)因此而獲利頗豐。這在客觀上給許多人以無窮的誘惑。許多官僚、地主和商人也紛紛加入投資近代企業(yè)的行列。可見，有利可圖也是實業(yè)救國思潮高漲的內因之一。

然而，無論是出于何種動機，最終“實業(yè)救國”論者往往也是“教育救國”論者，因為當為了發(fā)展實業(yè)而興辦教育以培養(yǎng)實業(yè)人才時，兩者就自然地合二為一了。

教育救國、實業(yè)救國思潮的出現，無疑給浙江的教育界帶來極大的沖擊，其最直接的結果是導致興學育才的熱潮。“廣立學堂，儲為時用�！盵9](P.963)許多人在這些思潮的影響下而走進教育界并為之奮斗終生，也有不少人或募集資金，或捐獻巨款興辦學校，甚至有不惜性命去驚醒“當道”，興學自強的。①(P.1090)其它如女子教育思潮、美感教育思潮、軍國民教育思潮等等也莫不如此。浙省教育界由此而出現一批新式的近代教育機構。

二、近代浙江新式教育機構及其特點

1901年9月14日，清政府發(fā)布辦學“上諭”，明令：“除京師已設大學堂．應切實整頓外，著各省書院，于省城均改設大學堂，各府及直隸州均改設中學堂，各州、縣均改設小學堂，并多設蒙養(yǎng)學堂。其教法當以四書、五經、綱常、大義為主，以歷代史鑒及中外政治藝學為輔。”[10](P.4719)雖然“中外政治藝學”仍以輔之，但畢竟已被納入課堂而合法化。1904年，“癸卯學制”的頒布，開始在全國范圍內實行新的學校制度；1905年，清政府“諭立�？婆e以廣學�！�，清廷設學部，以管理全國學堂。全國各地紛紛成立勸學所及教育會、宣講所。

    1897年，寓居上海的杭州人汪康年回到杭州。試圖在浙江興辦新學。后因頑固官紳從中作梗而未能如愿。但此舉對興辦新學起了一定的宣傳作用。是年，杭州知府、福建候官人林啟，在杭州蒲場巷（今大學路）的普濟寺首創(chuàng)求是書院（現浙江大學前身）。招生30名。于當年四月二十日開學。林啟自任總辦，并延聘士紳名流為教習，講求實用之學，學制五年。開設國文、英文、算學、格致、化學等，后又添設選修科目日文。之后，又先后創(chuàng)辦了養(yǎng)正書塾（即浙江省立杭州一中）與蠶學館（即后來的蠶桑學校），從此風氣大開，如孫詒讓創(chuàng)辦的溫州蠶學館、瑞平化學堂（1905——1908年間，溫處兩府創(chuàng)立了300余所新式學校）；吳錦堂在慈溪創(chuàng)辦的初等實業(yè)學堂（即后來的錦堂師范）；陳屺懷在寧波創(chuàng)辦的寧波府師范學堂、舊寧屬縣立女子師范學校等，全省各地各類新式學堂竟如雨后春筍。（見下表） 

根據光緒三十四年（1908）浙江省的學務統(tǒng)計，其情況如下表：

統(tǒng)計學務
 學堂數
 職員數
 教員數
 學生數
  

注：小學堂

包括高等、兩等及初等小學堂。
 
專門學堂
   4
 26
 38
 762
 
實業(yè)學堂
 13
 27
 79
 968
 
優(yōu)級師范
   1
 25
 30
 393
 
初級師范
 18
 44
 102
 1288
 
傳習所等
   2
   4
   9
 153
 
中學堂
 30
 136
 276
 2256
 
小學堂
 1451
 1793
 4365
 50831
 
合計
 1519
 2055
 4899
 56633
 

（資料來源：《浙江教育官報·報告一頁89，第15期�！�

縱觀浙江近代新式教育的發(fā)展，大致有如下幾個特點:

第一，發(fā)展的重點在以普及文化為主的中小學教育和師范教育。主要原因是：①小學為基礎教育，在整個教育系統(tǒng)中處于關鍵地位，基礎教育的優(yōu)劣與普通民眾的生活實際有更緊密的聯系。②新式學堂多為邑紳主動興辦，創(chuàng)辦小學堂相對于創(chuàng)辦其它更高層次類型的學堂，其所需資費少。囿于個人實力，只能取前者。當時浙江各地盛行赴日、滬或京師留學之風，故社會上舉辦高等教育的要求不十分強烈。

第二，這些新式教育機構大多改變了舊式教育的空間位置，縮短了士人的空間距離，增加了以前從未有過的互相砥礪影響的機會，利于養(yǎng)成團結之心和群體意識。

第三，在體制上參酌西方國家的教育制度，規(guī)定了各級各類學堂的學習年限和學習目標。在教育的組織和內容上，改從前的個別教學制度為班級教學制度，教學內容已不再是單純地學習中國傳統(tǒng)的四書五經、括帖制義等課程，還要學習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西方先進技術以及與職業(yè)有關的其它課程，也即已經更多地世俗化。教學方法上更注意使學生理解，不再單純要求學生死記硬背，更趨民主化。

第四，注意學生的出路。傳統(tǒng)上，各類士子都十分注意將來的前途，這是其為學的根本動力。近代新式教育機構能否給他們帶來同樣輝煌的前程，直接影響著舊式士子對西學的接受與否及其程度。浙江同樣如此。因此，近代教育機構很是注意與科舉“正途”者的結合，使西學者（無論在國內、國外）享受與之同等待遇，以利于培養(yǎng)積極向上的激勵機制，從而最終有利于西學和近代教育在浙江的進一步發(fā)展。

第五，新式教育機構的出現，大開了社會風氣，改變了人們固有的觀念。如在新式學堂創(chuàng)辦之前，浙江的知識分子多居家攻讀，足不出里。然而，隨著新式學堂的創(chuàng)辦，許多有志之士則遠離家鄉(xiāng)，奔赴上海、南京、天津、北京及海外求學，固守之習為之一變。

第六，傳播了近代科學知識，培養(yǎng)了一批新式人才。新式學堂的大量創(chuàng)辦和教育內容的改變，擴大了青年學生的知識空間。一則以綜合性科學教育取代家庭式經驗傳承，知識面與知識結構大為優(yōu)化，改變了單一縱向比較的傳統(tǒng)價值評判準則；二則學生來自四面八方的各個社會層面，相互交流信息，拓寬了眼界；三則學生掌握了語言文字工具，可以直接面向大眾傳播媒介。這些新式人才聚集在大都市和中小城鎮(zhèn)，其接受外界信息的速度、容量與影響社會的能量、質量，遠非昔日以天下己任自詡的士人所能企及。

第七，新式教育機構的出現，也改變著傳統(tǒng)的社會結構。不斷擴大的新式人才隊伍，使得傳統(tǒng)社會的結構發(fā)生變化，進而通過這些學堂畢業(yè)生對政、教、軍、警、報及工商各界的滲透，改變了各分支部門的內在結構，初步形成以國內畢業(yè)生為基干，留學生、開明人士和外籍人員為引導和補充的近代化人才體系。

總之，浙江近代新式學校教育已成為浙人近代化的重要途徑，加上學生的主觀能動作用，對社會風尚形成有力的沖擊。人們的價值取向、道德規(guī)范、思維行為方式發(fā)生劇烈震動，對于更新民族心理素質，改良文化土壤結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注：

①杭州貞文女校創(chuàng)辦人、校長惠興女士,在貞文女校開學典禮上,割臂肉痛陳：“這塊臂肉,作為開學的紀念。這貞文女學校,倘以此日推廣，我臂肉還能重生。倘這女學校半途停廢，我必要把這身子，來殉這學校的�！焙蠼K因缺乏固定收入，至次年秋，已幾次停課。惠興便以身殉學。在遺書上她寫道：“愿將一死，以動當道�！薄�—《惠興女士殉學記》.《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第1090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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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張之洞.勸學篇·序.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下冊[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3.第963頁.

[10]清 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四）[M].北京：中華書局.1958.12..總4719頁.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of Zhejiang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ducation in modern times in Zhejiang Province

Bai  Jinbiao

Abstract: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with the invasion of the Western imperialist powers, the old Chinese society was forced the transmutation. This article because of historical background, review the modern times taking and characteristic that Zhejiang educate at that time.

Keyword: Melt in modern times; Missionary school; Social ideological trend; New-type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