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理論（包括文學評論）首先是對文學的一種理解。這種理解同時也是應(yīng)用與解釋。
　　一個時代對文學的理解，既決定了那個時代的文學，也決定了那個時代的文學理論與評論，乃至其時文學理論家與評論家的命運。
　　蘇中先生從事文學評論六十多年，新中國的文學評論也是六十多年。了解新中國歷史包括文學史的人都知道，筆耕文化推薦期刊，這六十多年中的前三十年一切都是政治掛帥，文學評論自然也是這樣。蘇中先生前三十年的文學評論，為什本文由收集整理么現(xiàn)在仍然可讀，并且還能時而給人啟迪？不在于他的文學評論不屬于當時的“理解”，即當時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不屬于是不可能的，因為在這一點上，“不屬于”就必然不可能存在），而在于他那時的文學評論雖然同樣承受著時代的壓力，但仍然忠實于文學，是文學評論，而不是那個年代實質(zhì)上是用政治學并且是特定的政治學取代了文學的所謂文學評論——
　　在時代對文學的理解的大框架中，蘇中作出并堅持了他個人的理解。蘇中能夠作出并堅持個人理解，應(yīng)該是因為他對文學本質(zhì)的認識，和他概括的評論之道：“求真、求實、求異”。“求真就是說實話，求實就是尊重文本和評論對象的實際，求異就是說出自己的真知獨見。”
　　由上述可以得出兩個概念：時代理解；個人理解。任何時代的文學理論都是由時代理解和個人理解構(gòu)成的。只是這個前三十年對文學的時代理解是以政治取代文學，而且一直保持著強大的壓力，排斥任何個人理解。在這樣的歷史境況中，堅持個人理解比得出個人理解更為艱難。蘇中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一般只被認為是小說家，而我認為也是評論家的許春樵先生指出過：“在密不透風的強權(quán)話語中，蘇中努力表現(xiàn)出自己對文學的理解，對文學批評立場的闡釋，在千篇一律中迂回突圍，在桎梏和夾縫中張揚個性。”（《正直文人的正直聲音》）
　　春樵這句“蘇中努力表現(xiàn)出自己對文學的理解”說得很到位，蘇中在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文學評論中努力表現(xiàn)的，就是他自己對文學的理解。“自己對文學的理解”是一個獨立的即區(qū)別于他人、有建樹的文學評論家所必需的。我在這里想補充的是，蘇中先生“自己對文學的理解”，前三十年是以不放棄文學標準，在政治學與文學二者之間“辯證”，如王達敏先生評論蘇中的文學評論時所說，“在兩種價值觀的高端找到它們的結(jié)合點”，來體現(xiàn)的。這樣的方式，和以這樣的方式確立與體現(xiàn)的對文學的理解，亦即文學理論觀念，肯定會有極大局限，甚至可以說，能夠表達的，只是對文學的最基本的理解。但是，在那種稍有偏離即會獲罪的時代壓力下，能夠并且敢于表達自己對文學的這種理解，已經(jīng)是非常難能可貴的了。已經(jīng)體現(xiàn)了一位文學評論家的正直、真知乃至人格。而且，必須看到，文學的最基本的東西是文學之所以是文學的最根本的東西，是不能舍棄，舍棄后就沒有了文學的命根子。因此，蘇中前三十年的文學評論雖然表達的只是對文學的最基本的理解，但那是對文學命根的表達和堅持，是一個文學評論家的操守和一個人人格最后不能退讓的原則的堅持。
　　但是，很容易讓人聯(lián)想到的是，壓力大到只有極少數(shù)人能夠堅持對文學最基本的理解的時代，摧毀掉了多少本來極其可能是杰出的文學評論家！論及蘇中前三十年文學評論的，都著重稱贊蘇中文學評論表現(xiàn)出的人格，其實對于文學評論來說，這是苦澀的，因為人格可以表現(xiàn)在所有領(lǐng)域，對于文學評論最重要的就是文學評論。從蘇中前三十年的文學評論堅持文學標準可以看出，蘇中理解文學，但彼時彼地的存在境況，反對并制約著這種理解——蘇中無疑也理解這一點。而理解，是人處于他生活的社會的方式，也是他存在的方式。于是，蘇中的這兩種理解（前者，即理解文學是他的選擇，后者則是不由個人理解和選擇的“理解”），就決定并形成了作為文學評論家的蘇中的命運：他必須將非文學的理論話語與文學理論的體系糅合到一起，并且以非文學的理論話語統(tǒng)帥文學理論體系，文學理論只能處于“基礎(chǔ)”即基本的文學標準的狀態(tài)。這無疑壓制了蘇中文學評論乃至文學理論才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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