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關鍵詞：我國基礎教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30年簡評，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

專題筆談

zhuanti bitan

價值觀，早出人才、多出人才、快出人才是這一價值觀的直接反映�；謴秃图訌娭攸c學校制度是具體的政策舉措，建立了一批重點小學、重點中學，在國民教育體系內部形成了隱性的“雙軌制”。國家集中稀缺教育資源、形成優(yōu)質教育資源并將這些資源向少部分學生傾斜，以盡快培養(yǎng)所需人才，盡力滿足國家趕超戰(zhàn)略的需要，但同時也帶來了嚴重的教育不公平問題。重點學校在全國學校中只占極小的比例，而且主要集中在城鎮(zhèn)，，但卻占用了相當多的教育資源。另外，激烈的考試競爭也帶來了片面追求升學率的問題。盡管教育部在本階段多次發(fā)文要求糾正，并要求處理好重點中學和一般中學的關系，但收效甚微。

相對于“文革”期間的教育無序狀況，計劃管理體制的恢復給教育帶來了秩序和效率，在當時無疑是有積極意義的，但隨著教育的進一步發(fā)展，教育中計劃管理體制的弊端愈益彰顯，亟待改革。

活力；而政府應該加以管理的事情，又沒有很好地管起來”�！稕Q定》要求實行基礎教育由地方負責、分級管理的原則，提出：“基礎教育管理權屬于地方。除大政方針和宏觀規(guī)劃由中央決定外，具體政策、制度、計劃的制定和實施，以及對學校的領導、管理和檢查，責任和權力都交給地方�！�1986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和1992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實施細則》進一步明確了這一原則。

教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與教育投入體制和辦學體制的改革有內在的聯(lián)系。教育經費短缺是當時制約教育發(fā)展的一個主要瓶頸，基礎教育行政管理地方化、分權化改革把多渠道籌措教育經費的責任也下放給地方了。

在教育投入體制方面，《決定》提出的“兩個增長”的要求對于政府投入產生了重大影響，使得20世紀80年代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的比重的平均水平明顯高于以前的70年代和后來的90年代。同時，鼓勵多渠道籌措教育經費，地方可以征收教育費附加，用于改善基礎教育的教學設施，并鼓勵通過發(fā)展校辦企業(yè)、勤工儉學和社會服務自主創(chuàng)收，同時還鼓勵單位、集體和個人捐資助學�！稕Q定》還特別強調鄉(xiāng)財政收入的作用：“為了保證地方發(fā)展教育事業(yè)，除了國家撥款以外，地方機動財力中應有適當比例用于教育，鄉(xiāng)財政收入應主要用于教育�！边@樣，在實踐中，就逐步形成了以縣鄉(xiāng)為主管理和實施義務教育的格局。在辦學體制方面，基礎教育和職業(yè)教育則突破了政府辦學的框架，《決定》鼓勵集體、個人和社會力量辦學，民辦

教育得到迅速發(fā)展。

本階段的改革打破了原來的以計劃為主的教育體制，建立了新的教育秩序，提高了教育行政效率和學校管理效率，提高了政府宏觀調控教育改革與發(fā)展的能力，提高了地方辦學和學校辦學的自主性和積極性，提高了各級各類教育籌措教育經費的能力，擴充了我國教育資源總量，初步建立起中國特色教育體制的基本框架，為進一步的教育體制改革和教育事業(yè)發(fā)展奠定了比較扎實的基礎。

本階段的教育改革是很有成效的。但在打破舊秩序、形成新秩序的過程中，也出現了混亂，如地方各級政府義務教育權限問題、學校亂收費問題等等。此外，改革也帶來了其他一些新問題，如義務教育管理權限下放后，因為區(qū)域經濟發(fā)展嚴重不平衡，所以區(qū)域間教育發(fā)展嚴重不均衡現象凸顯。一些老問題還沒有解決，如政府教育投入雖有大幅度增加，但與持續(xù)擴大的教育規(guī)模相比，在總量上依然不足。這些新老問題需要通過進一步深化改革予以解決。

本階段教育改革的主要關注點在體制改革，《決定》中明確指出需要解決的教育體系調整（特別是職業(yè)教育）、教育內涵發(fā)展（教育思想、內容、方法）等問題沒有成為政策重點。學校片面追求升學率現象愈演愈烈，教育質量堪憂。這說明，任何一個時期的教育改革都應該整體推進、統(tǒng)籌考慮，不能只是關注某一個方面（如教育體制），否則會顧此失彼。

1985年頒布的《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是我國教育改革與發(fā)展的綱領性政策，拉開了全面改革教育體制的序幕，對其后中國教育的發(fā)展產生了深遠影響�！稕Q定》認為，要從根本上改變教育落后的狀況，“必須從教育體制入手，有系統(tǒng)地進行改革”。

教育管理體制改革的基調是：中央向地方放權，政府向學校放權�！稕Q定》指出，在教育事業(yè)管理權限的劃分上，政府有關部門對學�！敖y(tǒng)得過死，使學校缺乏應有的

本階段的教育行政管理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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