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的經濟特征1、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發(fā)展遲緩，范圍狹窄中國早在明朝中后期(即16世紀)就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但和西方的資本主義萌芽相比，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的發(fā)展卻異常艱難，速度緩慢，范圍狹窄。中國在經歷了三個世紀的資本主義萌芽發(fā)展后，卻仍在封建道路上徘徊。而西歐在14、l5世紀，資本主義的萌芽率先在地中海沿岸城市出現，隨后在法國南部、萊茵河畔等地的城市出現并迅速發(fā)展，僅僅用了短短的三個世紀就確立了資本主義制度。

　　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與西方國家相比，表現出自己不同的特點，主要在三個方面。首先，發(fā)展程度不同。中國只是出現在江南個別地區(qū)和個別手工業(yè)部門，而歐洲產生途徑更廣泛，既有城市手工作坊轉化為手工工場，也有商業(yè)資本的直接作用，還有農村資本主義農場的出現；其次，社會環(huán)境不同，中國封建制度頑固，自然經濟占據統治地位，封建政府壓制資本主義萌芽發(fā)展，而歐洲封建制度相對薄弱，資本主義容易突破封建主義束縛發(fā)展興起；最后，結局和影響不同，歐洲資本主義萌芽發(fā)展起來形成強大的歷史潮流，推動歐洲各國進行資產階級革命或改革，從而使歐洲主要國家相繼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并對外進行侵略擴張，沖擊著東方落后制度，使東方從屬于西方。而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由于受到封建主義扼殺，止步不前，拉大了與歐洲的差距，造成落后挨打的局面。

　　2、經濟增長并沒有帶來經濟發(fā)展16世紀的中國與西歐都經歷了商品貨幣經濟的大增長，這已為史學界公認，甚至認為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的江南經濟并不比英國經濟差，英國之所以產生工業(yè)革命只是由于英國煤礦離工業(yè)區(qū)較近并且向新大陸移民緩解了人口壓力。研究表明，在1600年明朝就達到了人口的高峰。人口增減與盛衰互為因果，說明此時社會的繁榮程度并不比西歐差。從明清經濟的發(fā)展情況看，我國直到2O世紀前期都尚未完成向市場經濟的轉換。封建經濟的增長并沒有帶來經濟的發(fā)展。所以近代中國的落后，其根源應該是中國經濟增長的路徑問題。

　　3、白銀的大量流人并沒有形成資本的原始積累明初嚴厲的推行鈔法，多次禁用金銀交易，甚至禁止使用銅錢(1394年)，而寶鈔到永樂初就已貶值90％。在這種情況下，宣德年間進行了一場貨幣改革，銀兩成為計價標準。而此時的世界白銀也開始大量流人中國，根據對各不同渠道流人中國白銀數量的各種估計，整個明清時期，流人中國的白銀數量約6億兩。 如此龐大的白銀數量，應該會起到資本原始積累的作用，但研究表明，明清時期的大規(guī)模投資并不盛行。同樣，在16世紀下半葉，米價也有半個世紀的下降期。政治腐敗與地區(qū)性戰(zhàn)亂都不應該造成米價的長期下降，這種現象的原因應該是貨幣供應量的不足。說明了明朝長期的物價下降、大量白銀流入并沒有形成資本原始積累，相反，而是經濟社會的普遍缺銀。

　　二、陽明學道德內涵的嬗變

　　(一)背景陽明學的產生可作為中國傳統道德觀的第一次嬗變，而其后期的發(fā)展則是其道德觀內涵的第二次嬗變，對應著這兩次道德觀嬗變的正是我國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與緩慢發(fā)展。

　　15世紀后期的中國經歷了一個大、中城市不斷發(fā)展，中央集權不斷加強的時期。在腐敗的封建政府阻礙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發(fā)展的同時，中國程朱理學的種種煩瑣僵死的教條也嚴重阻礙了社會思想的解放。當時正值明王朝由穩(wěn)定開始進入危機、衰敗的轉變時期，中國的知識分子群體和宦官集團進行著激烈的斗爭，從英宗到武宗的幾十年問，農民階級同地主階級之間的階級矛盾也日趨激化，這一時期也恰好是陽明學的產生與發(fā)展時期。

　　(二)陽明學、新教的道德內涵與資本主義精神的比較雖然中西方的傳統道德觀念有很大的差異，但在16世紀，中西方幾乎同時爆發(fā)了一場思想解放運動，西方的宗教倫理與東方的陽明學的道德內涵也在嬗變過程中達到了諸多的一致。事實上，陽明學蘊含著與傳統的價值觀不同的新的道德取向，這種新的價值觀促使了明實學家道德觀念的轉變，并為明清時期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開辟了道路。而新教改革則通過一系列教義的改變，通過宗教的方式極大的改變了西歐的社會道德觀，為西方資本主義發(fā)展奠定思想基礎。

　　1、自律與自強精神資本主義精神首先是強調自強與自律。陽明學對自律和自強精神的重視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陽明學的一大原則是“心即理”，“心之本體，即是性，性即是理。”12]王陽明否認了程朱理學倡導的“即物窮理”，并認為所謂的格物就是格心，王陽明說“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于正之謂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于正者，為善之謂也”。 由于在自己的本心就能探尋到真理，“陽明學”的這一原則也就強調了人的主觀能動性；其次，陽明學認為所謂的“良知”實際上是一種先驗的道德良知，就是“是非之心”。王陽明說：“良知只是個是非之心。是非只是個好惡，只好惡就盡了是非，只是非就盡了萬事萬變。” 良知作為內在的是非準則，它有能力指導意念活動中的善與惡，即知善去惡是良知的內在的能力，這便從哲學角度說明了提高自身修養(yǎng)，發(fā)揮本心作用的重要性與必要性。

　　同樣，新教教義也強調了人的自律與自強。新教認為得救的真諦在于相信和接受耶穌，憑借信心和圣靈的工作，使得信徒和基督成為一體。很顯然，在新教這里人的自律(信心)和自強(圣靈的工作)已經取代了對天主教皇的依附，成為了信徒得救的唯一途徑。而“圣經的最高權威性”更是直接否認了天主教會對教義解釋的絕對權威，突出了教徒對圣經領悟的重要性。因此，我們可以認為陽明學和新教都強調了主觀的能動性，突出了人自律與自強的重要性。

　　2、平等要素平等是資本主義精神的核心要素，實際上，這一要素在陽明學和新教中都明顯的體現了出來。陽明學中的“良知”是至善的，是人人皆有的，良知就是天理，所以任何人都可以通過“致良知”來尋天理。這一思想發(fā)展到泰山學派時被表述為“人人皆可為堯舜”。這一觀點不僅在一定程度上否認了部分理學家和統治階級的絕對權威，更是強調了平民大眾的力量以及眾生的平等。新教對平等精神的普及則體現在其一系列教義中，新教的一大原則“因信稱義”。認為信徒的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 ，信徒憑借信心，通過圣靈的工作，筆耕論文，可以使信徒和基督成為一體。這一教義與“致良知”高度相似，它也從人的內心能力的角度證明了眾生在神面前的平等性。而作為新教四大原則之一的“信徒皆可為祭司”也從宗教角度強調了眾生在神前是平等的。

　   3、思想自由要素新教的“因信稱義”教義與王陽明心學的“致良知”觀念有高度的相關性，正如新教認為靈魂的得救不是依靠教會，而是依靠對神的虔誠信仰一樣，陽明學也認為真理并不在心外，憑著對“良知”、本心的追求就能找到真理。因為“心即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王陽明說“夫學貴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于孑L子，不敢以為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 更是強調了個體的獨立思考能力和懷疑批判精神。“因信稱義”這一教義則對天主教用來壟斷救恩的圣事觀和圣職制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從宗教教義上打破了天主教教會對思想的壟斷權力。而“致良知”這一觀點則從儒教原則上打破了程朱理學在觀點上的壟斷，為反對封建統治階級的思想統治埋下了種子。

　　(三)東西方傳統社會的道德觀差異資本主義萌芽實際上是社會所孕育著的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基因的有機胚胎，陽明學與新教倫理可以說是封建社會土壤下進發(fā)的兩粒資本主義種子，它們產生的背景，核心的內涵都有著高度的相似性。但中西方的主流文化分別來源于儒教與基督教，而道德觀作為文化的核心，也表現出極大的差異。具體而言，主要是以下三點：

　　1、衡量標準不同中西方衡量是否道德的標準有很大的不同，中國人更加強調個人的私德的重要性，認為私德通了則公德也通，公私一致，但公德大于私德。而西方就不是特別注重個人的道德修養(yǎng)，他們認為只要社會大眾認定是道德的就可以，至于私德如何并不是很重要。西方的道德從公德出發(fā)，特別看重群體對違反道德的懲罰性，并傾向于對不遵守道德的行為進行社會性的懲罰，此時的西方道德觀就更具有社會強制性。

　　2、效用不同中國儒教認為道德是客觀規(guī)律的要求，只有順乎道德才能順利發(fā)展。儒教從社會性說起，讓人們明白遵守道德才是最有利于自己的事，并因此而提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個人道德要求。而西方的道德觀則帶有很強的神學色彩，西方人普遍相信人是有罪的，既然有罪就必須不斷的通過懺悔來改善人格和德性。這一因素在西方社會的道德規(guī)制中起著很大的作用。 、3、本位不同在道德價值觀上，中國以人倫或群體為本位，而西方社會則以個人為本位，更加強調個人價值。與西方社會相比，中國是忽視個人體驗的，程朱理學的“存天理，滅人欲”更是把這種價值觀推上了高峰。

　　三、道德嬗變對資本主義萌芽的影響

　　(一)歷史發(fā)展的佐證這兩場在中西方幾乎同時發(fā)生的道德嬗變使得傳統的道德內涵越發(fā)符合資本主義精神，這也使得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與西方的資本主義萌芽在整體的發(fā)展路徑上趨同。傅衣凌指出：“從16世紀開始，中國在社會和文化方面發(fā)生一系列變化，只因種種原因，這些變化起伏跌宕以至中斷，但到最后仍未脫離世界經濟發(fā)展的共同規(guī)律。” 雖然中西資本主義萌芽都遵循世界經濟發(fā)展的規(guī)律，但它們對資本主義萌芽的具體影響卻不盡相同。

　　中國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的社會主流思想陽明學實際上已經擁有了一系列資本主義精神，而事實上，陽明學的本質思想確實能極大的促進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與發(fā)展。甚至日本石門心學和朝鮮霞谷心學都繼承了陽明學的諸多核心思想。陽明學傳人日本最早可追溯到室町時代的了庵桂悟。而陽明學真正在日本興起則始于中江藤樹。中江藤樹雖原是朱子學的追隨者，但后期的他認識到了朱子學種種僵化思想的不足，轉而傾倒于陽明學。中江藤樹之后，其弟子熊澤蕃三進一步發(fā)展了陽明學，并將陽明學傳播到上層社會。但此時的陽明學仍然難以動搖朱子學在日本思想界的統治地位。江戶后期，陽明學又出現復蘇，它的鼓勵實踐，倡導人世自強的精神符合當時日本資本主義的發(fā)展潮流，對當時的日本社會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甚至還影響了一批后來明治維新運動的重要領導人如高杉晉作、西鄉(xiāng)隆盛等。數據表明，日本在明治維新前夕的手工工廠已有400多個，涉及20個行業(yè)，全國八分之七的財富集中在商人階級，其資本主義萌芽的發(fā)展程度已遠超當時的中國。 而這段時間，也正好是陽明學和石門心學在Et本興起并逐漸普及時期。而朝鮮的霞谷學最根本的理論依據是王陽明的《傳習錄》。從歷史的發(fā)展看，13本、韓國與西歐的資本主義發(fā)展實則殊途同歸。

　　(二)陽明學對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影響中西方資本主義萌芽幾乎同時產生于封建社會內部，然而這種先進的生產關系在中西方卻有著不同的命運，對于這兩種命運，韋伯給出的答案是新教精神與儒教精神的差異。而某些差異在道德的嬗變過程中并沒有消失，正是這些差異使得中國資本主義萌芽沒有按照正常的資本主義發(fā)展途徑而發(fā)展。

　　1、陽明學道德觀對科學技術的輕視陽明哲學從來都是不重視知識積累與技術創(chuàng)新的，王陽明說“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偽也。”n 這種對道德的高追求與對知識的低追求形成鮮明對比，顯示了陽明學對科學技術的輕視。技術進步是經濟發(fā)展的一大動力，陽明學對科學技術的輕視顯然已付出了代價，這也從思想根源上解釋了為什么明末經濟的增長很難轉化為經濟的發(fā)展。2、陽明學道德觀對節(jié)儉積累的態(tài)度盡管儒家也有對利欲和財富的向往，但這種向往卻很難和節(jié)儉結合起來形成資本的原始積累。新教是鼓勵獲利，反對消費的。“它限制消費，尤其是奢侈品的消費。另一方面，它具有使自由獲取行動擺脫傳統主義倫理桎梏的心理效果。它打破了對所謂獲取沖動的束縛，不僅使其合法化，而且將其視為上帝的直接意愿。”‘而一旦限制消費與謀利行為的解放結合起來，不可避免的實際結果顯然是：強迫節(jié)省的禁欲導致了資本的積累。在財富消費方面的限制，自然能夠通過生產性資本投資使財富增加。”

　　雖然早期的陽明學也崇尚節(jié)儉，但儒教徒的節(jié)儉是出于君子的身份禮節(jié)。一旦這種禮節(jié)發(fā)生轉變，這股節(jié)儉之風也會隨之轉變。

　　陽明學這種追求道德上的審美價值的節(jié)儉是與俗世的職業(yè)理念相沖突的，陽明學發(fā)展到后期卻開始崇尚消費。儒家的生活方式雖然也是理性的，但卻不像清教那樣發(fā)白內心，而是由外部制約的，儒家的理性主義只是理性地適應于現世，新教的理性主義則是理性地支配世界。這也說明了當時中國為什么白銀的大量流入并沒有形成資本的原始積累。

　　3、陽明學道德觀對契約精神的忽視市場經濟的基礎是一種交換行為，這種交換行為所固有的并形成由交易所涉及的惟一的人際關系，就是契約關系。l6世紀時期，西方社會的契約精神的普及程度遠超過當時的中國，西方社會中“約”的概念來源于“圣經”中的耶和華與人類祖先立的“約”，要求人類遵守“約”的規(guī)則，通過道德的生活換來上帝保佑的教義。由于基督教認為人生而有罪，這種原罪觀使得道德具有契約功效。新教改革家在圣經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了“約”的概念，將上帝與人類之“約”的概念普及到了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陽明學作為儒教的一種，它的道德核心在于仁。仁和契約一樣，都是調節(jié)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理念，不一樣的在于：契約沒有價值評判標準，屬于中性詞匯。仁是一個褒義詞，它追求人與人之問的關系向善、和諧。所謂仁者愛人。

　　新教這種道德的契約功效發(fā)展到后期就成為了一種市場經濟的道德。中國的道德核心在于仁，這種觀念千年未變，所以中國人的道德意識中沒有契約精神。

　　總之，陽明學的道德內涵和新教一樣，具有許多資本主義性質的要素。這種道德內涵的趨同使得陽明學可以極大的促進資本主義的萌芽。但也正是陽明學的一些道德內涵使得16世紀的中國經濟增長難以換來中國經濟的發(fā)展，使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呈現出與其它資本主義萌芽不同的特點，它發(fā)展緩慢，發(fā)展程度低，但又表現出明顯的經濟增長。隱藏在這些特點背后的，是一場足以與新教改革媲美的中國式道德嬗變—— 陽明學的興起與發(fā)展。所以筆者認為陽明學引發(fā)的這場中國道德觀嬗變是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源動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