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學翻譯雜合研究》的主要觀點《文學翻譯雜合研究》一書所討論的“雜合”系由英語中的hybrid一詞翻譯而來，表示“由于兩方或多方相互影響、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新的一方。這個新的一方具有原來各方的一些特點，但也有一些新的特點，與原來各方既有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又有顯著的區(qū)別。該書的作者韓子滿指出，當前翻譯界有關雜合的研究顯然還有不足之處。針對這一研究領域的不足，該書明確地把雜合的概念引入到中國的文學翻譯研究中來，在充分借鑒翻譯界及其他學科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英語文學漢譯中的雜合現(xiàn)象進行綜合的考察與分析。

　　他從“文學翻譯與原文雜合”、“文學翻譯與譯文雜合”、“譯文雜合的歷史性”、“翻譯雜合與翻譯理論”以及“翻譯雜合與文化雜合”等角度，對文學翻譯雜合進行了深入研究，并重點剖析了譯文雜合現(xiàn)象。在認真考察了大量的譯文素材的基礎上，作者指出，雜合不僅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還具有歷史性。另外，作者還將翻譯雜合和翻譯理論聯(lián)系起來，指出譯文的雜合和翻譯的任務其實是一致的。譯人語文化所缺乏的成分，只有通過翻譯，才可以被譯人語文化吸收，滿足譯人語文化在某些方面的需求。“從這個意義上說，除非有特殊情況，文學翻譯的譯者們的確應該適當?shù)卦谧g文中保留一些異質(zhì)性成分，有意使譯文變得雜合。在翻譯策略方面，作者認為，從雜合的角度看，歸化和異化這兩種策略都是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必然要使用的，二者在文學翻譯實踐中是互補的。在該書的最后一章“翻譯雜合與文化雜合”中，作者提出，筆耕論文新浪博客，全球化浪潮推動下的文化雜合將使翻譯雜合更加普遍更加明顯，狹隘的民族主義不利于中國文化的發(fā)展。

　　二、《文學翻譯雜合研究》不足目前國內(nèi)外學者還沒有對本課題進行深入研究的案例，個別學者對雜合問題有限的研究也都非常零散。而中國翻譯界還基本上沒有意識到翻譯中的雜合現(xiàn)象，對雜合的普遍性和重要性也認識不足，在這一領域的研究還是一片空白。而該書的作者結(jié)合中國文學翻譯的實踐，從多個角度對英語文學漢譯中的雜合現(xiàn)象進行了系統(tǒng)而深入的研究，彌補了中國翻譯界在這一領域的不足。但該書也有其不足，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不少觀點屬主觀臆斷書中的不少觀點純屬作者的主觀臆斷，缺乏必要的數(shù)據(jù)支持，沒有信服力。例如，作者在第137頁指出，“事實也證明，漢語讀者并不像有些學者想象的那樣，希望譯文和中國現(xiàn)有的文學作品完全一樣，讀起來不像是譯文。他們對包含有異質(zhì)性成分的譯文很感興趣，而且也有一定的接受能力。過于中國化的譯文并不受讀者的青睞。”作者含糊其辭地用了“事實也證明”

　　這樣的套話，卻沒有拿出任何的實證研究或調(diào)查來支持其觀點，這樣的觀點無疑會顯得蒼白無力，站不住腳。再如，作者認為，那些“大雅”的、“地道的、具有民族特色的語言成分”的譯文“在當前并不通行，不僅多數(shù)學者都不贊同這樣的譯文，讀者也不愿意接受”。這種說法同樣缺乏數(shù)據(jù)支撐，沒有說服力。眾所周知，中國傳統(tǒng)哲學與美學是分不開的，大多數(shù)中國人骨子里對美的追求是不太可能輕易改變的。楊必譯的《名利場》大獲成功，就是對上述觀點的有力駁斥。譯界公認這部譯作語言地道生動，“譯筆靈活，運筆輕巧，兩種語言的轉(zhuǎn)化不留痕跡，詞匯與表達手段豐富，再現(xiàn)原作風姿。”這部譯作不但被文學翻譯界奉為楷模，而且深受廣大讀者的喜愛；不僅未遭到冷遇，反而享有極高的聲譽。由此看來，作者以上論斷太過主觀武斷，不夠客觀。

　　(二)推理有邏輯錯誤作者的推理有邏輯錯誤。在該書第154頁，作者在談及歸化與異化的利弊問題時，提出“歸化過頭，還會導致對原文內(nèi)容的誤譯”，并以例8為佐證。例8如下：and at the end of all my harvesting．1 found thatout of my half peck of seed I had near two bushels ofrice，and above two bushels and a half of barley，that isto say，by my guess，for I had no measure at that time．收獲完畢之后，我發(fā)現(xiàn)那半斗種子差不多打了兩斗大米，兩斗大麥；這當然是根據(jù)我個人的猜測，因為當時我手邊沒有量器。[33依筆者看來，此處的誤譯不能歸咎于歸化，完全是由譯者的失誤或能力不足造成的。譯者將原文中英國的容量單位“bushel”(蒲式耳)轉(zhuǎn)換成了中國傳統(tǒng)的容量單位“斗”，這一處理方法是可取的。對“蒲式耳”這一計量單位有所了解的中國讀者可以說是鳳毛麟角，如果不采用歸化策略，不轉(zhuǎn)換成“斗”，普通讀者面對他們完全陌生的異質(zhì)性文化成分，就只好不求甚解，囫圇吞棗完事。這樣一來，原文的信息則無法實現(xiàn)有效準確的傳達。所以說，此處譯者采用歸化的翻譯策略并無不妥，甚至值得嘉許。遺憾的是，譯者的工作態(tài)度不夠認真，粗枝大葉，居然單位換算出錯。精確算來，原文中的“two bushels”應為7．28斗。而譯者卻將其譯成“兩斗”，與“七斗多”相去甚遠，這個看似很小的失誤卻導致了不小的后果，傷及了信息的交流。譯文讀者無法感受到魯濱遜在荒島上墾殖所取得的輝煌成績：他用不到半斗的種子，收獲了至少十六斗的糧食。如果像譯文所說的那樣，最后只收獲了四斗糧食，成績顯然小了許多。由以上分析不難看出，譯者采用歸化策略并沒有錯，錯就錯在譯者工作態(tài)度敷衍上。書中還有一處說理，筆者也覺得不合邏輯。作者在第65頁指出，“有些譯者對文學譯文中的翻譯腔非常反感，主張譯文應該充分照顧讀者的閱讀，在各方面都遵從漢語的習慣。按理說，這些譯者的譯文中是不應該有異質(zhì)成分的。”讀到這里，筆者不禁感到困惑，“按理說”按的是什么理?按照這種邏輯的話，是不是說凡是主張“信、達、雅”這一翻譯標準的人，他們的譯文也就應該完美無缺，通順、忠實而又優(yōu)雅?這顯然是不現(xiàn)實的。翻譯理念和具體翻譯實踐之間豈能劃一等號?毋庸置疑，這種邏輯推理是有問題的。

　　(三)觀點表述不明確例如，作者認為，“當然，語言的異化也要有個度。

　　一方面，保留下來的異質(zhì)性語言成分雖然違反了漢語的規(guī)范，但應當仍然能令讀者理解；另一方面，這樣的成分也不能保留得太多，否則就會給讀者造成閱讀困難。”作者堅信語言層面應該適當異化，可是雜合到什么程度才算適度呢?哪些異質(zhì)性語言成分可以保留，哪些又必須舍棄?關于這一點，作者并沒有給出一個具體可行的判定標準。一方面，作者指出，異質(zhì)性語言成分得以保留的條件是“仍然能令讀者理解”；眾所周知，讀者的理解能力并不是整齊劃一的，而是有高低之分。“能為讀者理解”這一標準看似不無道理，可事實  上，由于其缺乏穩(wěn)定性，恐怕難當其職。另一方面，他又強調(diào)“這樣的成分也不能保留得太多”。多少算“太多”?怎樣去把握這個度?作者在這里的表述含糊不清，讓讀者覺得云山霧罩。

　　三、從譯文雜合角度看歸化和異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