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溪鵬先生是新時期以來中國報告文學發(fā)展的重要參與者和見證人。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是他創(chuàng)作的高峰期，出版了《斯韋思林杯上閃光的名字》、《藍色的成方圓》、《北京生命線》、《安得廣廈千萬間》、《傅溪鵬報告文學選集》等20多部作品，可謂著述等身。進入新的世紀，傅溪鵬先生更多地從事報告文學的組織、編選和評論等工作，由作家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深·秋》是他這一時段唯一的一部著述�！渡�·秋》由兩部分組成，一是報告文學和散文隨筆，二是創(chuàng)作評論等。作品的內(nèi)容似乎和《深· 秋》的書名沒有多少關(guān)聯(lián)，我未曾問傅先生為何將這部著述作此命名，因人推想，望文生義，我想大約關(guān)乎作者寫作的人生時段，或許也表達了他寫作的某種取向。我讀《深·秋》，有一種深水靜流秋意真的感覺。

　　報告文學現(xiàn)在另成一格，但其與散文隨筆原為一體。在傅溪鵬先生這里，這兩種體類都具有非虛構(gòu)的品格屬性�！渡�·秋》所收作品大多寫于作者花甲之后，此一時段，寫作對于傅先生而言，已是一種從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自適的行為。有感而發(fā)，由心而出，無需遵命，不為名利，這樣作品也就多了質(zhì)實自然的品格，繁華落盡，本色見美。報告文學是一種再現(xiàn)性的敘事制式，寫作更求取本真客觀。傅溪鵬先生的報告文學多為短章，篇幅稍長的《天安門城樓上的舉世交響— — 毛澤東主席莊嚴宣布共和國成立現(xiàn)場與前夕大觀》，也僅有四萬多字。對于開國盛典的書寫，各類文字不少，傅溪鵬先生并不滿足于僅對已有材料作集納鋪展，而盡可能推陳出新，特別是注意以新的歷史細節(jié)，豐富對這一重大題材的敘述。作品的價值不只在于“大觀”，而更出于細微。“開國大典結(jié)束后，回到中南海豐澤園菊香書齋的毛澤東主席，盡管疲勞了一天，但依然興奮不已，毫無睡意??不些時候，秘書送來了斯大林同志的賀電，宣告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激動中，主席向秘書伸出手來。‘主席，有事嗎?’秘書怯怯地問道。‘握握手嘛!蘇聯(lián)第一個承認們我們，高興呀!’主席有趣地說。”這樣的細節(jié)既真實生動，又新鮮而多滋味。自覺的細節(jié)導(dǎo)入，增強了作品的敘事魅力，使這篇報告文學成為真正的“文學”的報告�！渡�·秋》中的報告文學大多為人物類報告文學，所寫人物有各色，退休的部長、駐美大使、設(shè)計師、畫家，也有殘疾人、大學生“村官”等，由作品的題目可見人物的事跡和精神品格，如《共和國部長與山里娃們》、《女大校，大孝女》、《心海——記捐贈1000萬元的中國女畫家婁正剛》等，作者不僅注意再現(xiàn)人物外顯的言行，而且也能透視他們內(nèi)隱的心靈世界。人物具有信度，也有感動人心的力量。

　　《深·秋》中的散文多為作者的行旅記，《定邊的綠色希望》、《令人震撼的鄂爾多斯》、《漫步蒼巖山》、《陽澄湖散記》、《狼山“看景”，濠河“讀詩”》、《紅軍廣場》，游蹤遍及北疆南國，筆耕論文新浪博客，屐痕處處，文字留影。作者記游，善于提取特定地域風物人情的異質(zhì)，凸現(xiàn)時代變遷中可人的新景。散文序列中，我更喜歡《我愛我的母親》這樣的作品。作者自己也已過花甲，想起八十開外的母親，心中依然滿溢愛意的醇美。文字精簡，白描記事，主要敘寫阿母為“我”補中山裝和炒腌蘿于的情景：中山裝是從城里親戚那里要來的舊的，“在她看來，穿上那中山裝，才說明是一個真正的讀書人，也給她臉上和我們家的門第增添了光彩。所以，對那件中山裝，阿母比我還寶貝，還愛惜百倍，只要有一處磨破或者線頭有松斷，她便及時替我縫補，而且往往是在我脫下那件衣衫，進人甜蜜的夢鄉(xiāng)時，她才一針一線地向我傾注進她那深沉的母愛的!”“我”寄宿城里讀書，每一個星期母親都要為“我”準備食用的東西：“阿母在跳動著的油燈下，先把腌蘿干洗凈、切碎，然后放進鍋里炒。我們山村極其缺油。平日很少點油鍋，炒點什么時，都用一塊存放了好久用過不知多少次的豆腐干大小的肥肉疙瘩，在黑黑的熱鍋里那么抹擦幾下，便算擱上油了。而阿母為我炒咸菜時，每每總免不了要從一只白瓷碗里舀出一小調(diào)羹雞油放進鍋里。

　　雞油是過年過節(jié)宰母雞時熬煉留下來的，只有在請客人吃飯時才用一點。阿母完全把我當貴客侍候  了。”母愛更多的不是宏大敘事，而往往蘊含在尋常的生活瑣碎之中。如果不是具有深切的生命體驗，作者就不可能寫出這樣樸實真切感人的作品。散文雖然不需要像報告文學那樣恪守嚴格的非虛構(gòu)，但它更需要真實真誠和真情真理。散文當然也可以大寫現(xiàn)實和歷史的重大題材，但邊角的生活質(zhì)料恰好是它觀照人生風景，演繹生命圖式的一方“熱土”。

　　《深·秋》中的“淺議創(chuàng)作”部分，在我看來是傅溪鵬先生的一種“職務(wù)寫作”。文字人生的傅溪鵬，是集作家、編輯、評論者和文學工作組織者“四位一體”的文學立體人。所謂職務(wù)寫作，主要是關(guān)聯(lián)著他作為刊物編輯和學會領(lǐng)導(dǎo)身份的寫作。傅先生曾經(jīng)擔任《報告文學》雜志的常務(wù)副主編、《文學界·中國報告文學》雜志主編，是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多次參與魯迅文學獎的評獎，長期主持徐遲報告文學獎等重要獎項的評獎。因得這樣獨特的身份和經(jīng)歷，所以其相關(guān)的著述就別具價值了。

　　這些著述是一種“在場的寫作”，并且由于居處某種高點，所以見得也就較為開闊。《行進中的中國報告文學》、《輝煌的“報告文學年”》、《反映生活，謳歌時代》等篇是傅先生作為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報告文學年選主編所寫的年度序言，作者將年中可觀作品收錄并加以評說，保留了行進中報告文學的一些原生狀態(tài)�！队啦煌２降臅r代作家— —楊黎光創(chuàng)作透視》、《給力民主政治的可喜曙光—— <讓老百姓作主>讀后》、《報告文學要重視文學性—— <從清華園到深圳灣>讀后》等是對作家作品所作的即時性論評。從批評的類型看，傅溪鵬先生無疑屬于“作協(xié)派”的印象式評論，言說并不求取學理的論證，但感悟作品真切，善于抓住對象的特點，出入其間而得大端，并從作家作品的具體評說中，指出報告文學創(chuàng)作中被忽視的重要常識，如“精短創(chuàng)作”、“重視文學性”、“報告現(xiàn)實”等，都是一些有的放矢的之說。淺議創(chuàng)作這一部分中《中國報告文學學會“難產(chǎn)”簡錄與<報告文學>雜志簡史》和《中國報告文學學會歷次獎項概述與影響》兩篇，在我看來，這是研治晚近三十年中國報告文學發(fā)展史的重要參考資料，或者說就是當代中國報告文學史的重要一節(jié)。

　　因是作者參與見證所得，所以具有彌足珍貴的史料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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