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本論文即擬從葉適的文學成就出發(fā),重點探討其文學與學術思想之間的關系。葉適,字正則,中年定居永嘉城南之水心村,故后學多稱其為水心先生,南宋著名的學者和文學家,在中國文學史與思想史上都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作為南宋永嘉學派的重要人物,其學術思想受到學界關注頗多,而他的文學業(yè)績則有待深入研究。事實上,葉適被后人稱為“文章雄贍,才氣奔逸,南渡卓然一大家,文學方面著實有很大的研究空間與研究價值。而且,隨著理學學派以及與之相關的一些學派對學術思想關注的逐漸深入,南宋文學與學術思想之間的關系也漸趨緊密。研究葉適這樣一位具有文學家與思想家雙重身份的士人,探討其學術思想與文學之間關系,亦可以由點及面,呈現(xiàn)南宋文學與學術究竟構成怎樣的關聯(lián)。關于葉適的學術思想的研究成果,還是具有一定數(shù)量的。首先是對永嘉學派的整體研究,對永嘉學派比較系統(tǒng)的研究,自晚清就 始了。當時在西學的沖擊下,程朱理學搖搖欲墜,永嘉學派的發(fā)祥地溫州地區(qū)的學者認為中國文化要自救,應當引入永嘉學,會通漢宋。如晚清樸學大師孫詒讓在《〈艮齋浪語集〉后敘》中就說:“乾嘉以來,巨儒輩出,而性理經(jīng)術,各守其家法,不相假借,漢宋之間,益斷斷如也。某曩在京師,與方聞之士論當時門戶之弊,常以為欲綜漢宋之長而通其區(qū)畛者,莫如以永嘉之學。嘗欲集鄉(xiāng)先哲遺文,廣為傳播,以昌厥緒,而未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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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時期的永嘉學派研究,主要集中在文獻整理方面,在孫衣言、孫詒讓父子的倡導下,溫州籍士大夫陸續(xù)整理出了《永嘉叢書》、《敬鄉(xiāng)樓叢書》,而這一時期對永嘉學派的研究,主要突出了其對經(jīng)世之學以及制度之學的重視上,因此往往將其與程朱理學對立起來,如宋恕所說:“宋室南渡,學始盛。陳、葉諸子,心期王佐,純于永康,實于新安。閩黨橫行,百家畔降,而瓶學亦絕矣。”宋恕總結出的永嘉之學“純于永康,實于新安”的特點,也奠定了以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對于永嘉之學的研究基調。建國后,研究者利用唯物/唯心的二元對立模式來解釋永嘉學派與理學之間的區(qū)別,使得永嘉之學與理學之間鴻溝進一步擴大。侯外廬主編的《中國思想通史》認為其就事功剖析義理,乃舊唯物主義者的觀點,在南宋作為“異端學派”與朱、陸之學鼎足而三。周夢江則認為南宋永嘉學派注重事功與史學研究,與理學“處于對立地位”。不過,隨著研究的深入,另一個疑問也逐漸被提出,即:永嘉學派是否真的是理學的對立面)二者處在同一歷史環(huán)境中,是否具有統(tǒng)一性?何炳松《浙東學派溯源》一書將浙東各學派的源頭都統(tǒng)一為二程之學,已經(jīng)暗示了永嘉學派與理學的源頭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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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葉適學術思想辨析

第一節(jié)葉適與理學之關系
葉適作為永嘉學派的代表人物,其思想與正統(tǒng)理學不盡相同,因此在思想史上往往被當作一個“反理學”的存在。但是,在關于葉適的個案研究中也存在著這樣一個問題:即使他的學術思想在義理上與理學有很大差距,但在他的文集中卻少見對理學人士的抨擊,尤其;對當時理學的領軍人物朱熹,黃震《黃氏日抄》云:“公于義理獨不滿于陸,而不及朱,似于朱無忤者。”雖然此話出于理學后學之口,有為理學張目之嫌,但葉適“不滿不及于朱”這一點卻是誠心之論。甚至他還高度贊揚這些理學人士的功績,在他們受到批評的時候,還挺身為他們作辯護。這一問題,以往學者見之,或視此為非思想性的問題而加以回避;或簡單地用思想前后期不一致的觀點強為解釋,都并不能如人意。能夠差幾近之的,是何俊與余英時兩位先生的觀點,何俊在《南宋儒學建構》一書中,用感情與認識兩個維度作出解釋,即葉適與理學家都是有志于儒家精神之人,在感情上與之相親,但在儒學的認識上卻有所不同。"而余英時先生則考慮到了南宋知識分子在政治上“從權”的一面,從政治與“義理”兩個維度考慮,他認為“理學家在`義理'問題上盡管持論極嚴,但在政治問題上卻有其`從權'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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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jié)葉適的學術淵源與學術思想

那么,葉適破除了從“思孟學派——理學學派”偏重自身修養(yǎng)的理論體系后,又如何建立起自己的理論體系?首先,無論是“以道致學”還是“學以致道”,葉適與理學學派有一大前提是相同的,即對萬事萬物有一定之“道”的認同,這要歸功于二程建立起一套“理一”的思維模式后,對后來尤其是南宋思想界思維模式的整體影響。不得不“承認,由于二程廣收門徒,在南宋思想流派中,很難找出一支沒有理學淵源的派別。永嘉學派也不例外,根據(jù)葉適自己的回顧,永嘉學派的源頭來自周行己和鄭伯熊,周行己在元豐時期放棄當時作為進身科舉之學的新學投入?yún)未笈R門下,轉而親灸伊川。而鄭伯熊亦于秦檜執(zhí)政時期,在閩中刻書傳播理學(眾所周知,理學在秦檜執(zhí)政時期為禁學)�？梢姸�人所擁護的正是理學。而葉適也在《溫州新修學記》中十分自豪地承認周鄭二人對理學的繼承以及對永嘉學派的影響(“故永嘉之學必親省物欲者,周作于前而鄭承于后也”)。而葉適對“理一”的認同也從一些議論之間流露出來,如《進卷》:道不可見,而在唐、虞、三代之世者,上之治謂之皇極,下之教謂之大學,行之天下謂之中庸,此道之合而可名者也。其散在事物,而無不合于此,緣其名以考其實,即其事以達其義,包有一不當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