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關鍵詞：中國現(xiàn)代文學個性解放與反叛傳統(tǒng)的形成，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

中國現(xiàn)代文學個性解放與反叛傳統(tǒng)的形成

作者：    發(fā)布時間：2013/07/01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wǎ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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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現(xiàn)“人”的主題，張揚個性，反叛傳統(tǒng)，作為一種人文精神與文化傳統(tǒng)，在中西方文學史上有著截然不同的歷史地位與影響。三千年的中國文學史，“教化”傳統(tǒng)成為絕對至尊的核心傳統(tǒng)，張揚個性、表現(xiàn)人的感性欲望的文學創(chuàng)作，只是在社會政治動蕩、異端思潮崛起的歷史夾縫中曇花一現(xiàn)，展示個性魅力與人性光輝。而當社會政治重新回到正統(tǒng)軌道，它就只能以潛流或“在野”形態(tài)涓涓延續(xù)。而描寫“人”的欲望，張揚個性精神，則代表了歐美文學史的基本風貌，綿延數(shù)千年，成為歐美文學的核心傳統(tǒng)。因而，在某種程度上說，個性主義精神的確立，是中國文學走向現(xiàn)代化的重要標志之一。
　　一、古代中國文學中的個性精神與近代中國文學的人文思潮
　　反叛意識與個性意識在中西文學傳統(tǒng)中的地位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差距，根本原因是“人”在中西文化結構中的實質(zhì)與地位的差異。從自然觀或宇宙觀看，中國傳統(tǒng)文化雖看重人在宇宙中的崇高地位，但這里的“人”只是哲學意義上的類概念，而非生物學、社會學意義上的“靈與肉”活生生的存在；西方文化強調(diào)天人相分，很早就有了人對自身的發(fā)現(xiàn)，清醒地意識到自身作為靈與肉的結合體在與宇宙自然相對立狀態(tài)下的獨特存在。從社會角度看，中國傳統(tǒng)文化注重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關系，注重社會的和諧與穩(wěn)定�？酌想m高揚個體尊嚴，但這個體的尊嚴在于他體現(xiàn)了某種普遍的社會道德精神，并不表明個體本身的存在意義。西方文明很早就突破了人與人之間的血緣關系、宗法關系，形成了以個人為核心的價值取向，表現(xiàn)在文學上，是個人主義形成傳統(tǒng)。而在中國文學史上，這一文學傳統(tǒng)直到晚明才初步顯現(xiàn)。
　　春秋戰(zhàn)國時期，以《詩經(jīng)》和《離騷》為源頭，我國古代“教化”與“抒情”兩大文學傳統(tǒng)開始閃爍燦爛的光輝。當《詩經(jīng)》的民間集體創(chuàng)作以“溫柔敦厚”之美在中原大地展現(xiàn)其“禮樂教化”之功時，南方楚地以屈原的《離騷》為代表的楚辭異軍突起。強烈的個性氣質(zhì)，徹底反抗和大膽懷疑精神，使屈原在中國文學史上成為獨特的“這一個”。
　　盛唐是個性張揚的時代，作為這一時代精神的集中體現(xiàn)者，李白以其絢麗奪目的詩篇及偉大人格，為古代中國個性主義文學增添了美麗的光環(huán)，融注了強勁的精神力量。因為在李白的詩歌王國里，“不只是一般的青春、邊塞、江山、美景，而是笑傲王侯，蔑視世俗，不滿現(xiàn)實，指斥人生，飲酒賦詩，縱情歡樂”①。因此，“李白人格的最突出的特點，便是獨立不羈，不受任何約束。這是魏晉開始的人的覺醒發(fā)展至巔峰的產(chǎn)物，是盛唐精神的高度升華的產(chǎn)物”②。他那凝結著時代精神的個性氣質(zhì)，上承屈宋，中接魏晉，下啟晚明，鑄造著中華民族的審美情趣與文化人格，延及“五四”綻放出現(xiàn)代個性解放的絢麗奇葩。
　　到晚唐，這種肆意張揚的個性消融于朦朧含蓄、纖弱傷感的美的意境。兩宋時期，婉約詞延續(xù)著這種纖細蘊藉，蘇軾卻在莊子的遁世與禪的空靈中讓入世進取之心得到安息。在此，“人”開始朦朧覺醒，但老莊“境界”最終又溫柔地湮沒了“人”。直到明中葉以后，個性解放浪潮洶涌澎湃，在中國歷史上可謂“繼往開來”：它既是本土文學個性解放歷史碩果的結晶，又成為現(xiàn)代中國文學個性解放傳統(tǒng)凝結的思想資源。
　　中國文學現(xiàn)代化的核心內(nèi)容，就是“人”的發(fā)現(xiàn)與個性解放，中國文學現(xiàn)代化歷程呈現(xiàn)如下三步曲：晚明至清初的本土文化中的自發(fā)轉(zhuǎn)型階段，19世紀“西風東漸”與民族危機中的中西融會階段，“五四”以后以個性主義為旗幟的“西化”階段。
　　明代是繼春秋戰(zhàn)國之后中國社會又一次全面的“禮崩樂壞”時代。隨著全國商品經(jīng)濟空前繁榮，社會結構、社會關系、價值觀念與生活方式等發(fā)生重大變化。商人的社會地位空前提高，拜金主義成為社會生活的核心價值觀念。同時，以士人為主體，人的個體意識、獨立意識相對增強；表現(xiàn)為狂放不羈、自由放縱的世俗享樂；傳統(tǒng)“男女大防”也被沖破，于是形成全社會的個性解放浪潮。伴隨人性解放的“頹廢”成為一種審美對象，直到“五四”一代許多作家身上如郁達夫、廬隱等，在反抗封建禮教過程中，還明顯地表現(xiàn)著這一精神氣質(zhì)。以王守仁的“心學”為代表的哲學思潮為此提供著形而上的論證�！疤炖怼庇赏庠谟钪嬉频絻�(nèi)在宇宙——人心之中。哲學本體的根本性變遷使“人”由被壓抑的對象一變而為宇宙本體；“人心”成為一切存在的評判者。這樣，壓抑人的理學一變而為體現(xiàn)人的本體地位和主觀能動性的“人學”。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發(fā)生了歷史性轉(zhuǎn)變。在此情況下，明代文學觀念以崇尚真情、推重性情為核心，向正統(tǒng)的“載道”文學觀進行挑戰(zhàn)。李贄的“童心”說，成為明代“人的文學”的哲學基礎和創(chuàng)作綱領。公安派隨之倡導“獨抒性靈，不拘格套”。在文學創(chuàng)作上，除文人性靈小品外，市民小說創(chuàng)作走向繁榮。馮夢龍的“三言”、凌濛初的“二拍”是充分體現(xiàn)這一時代文學精神的優(yōu)秀之作�！督鹌棵贰芬阅信坝睘橹行模蔀槊鞔院蟆笆狼樾≌f”代表，赤裸裸描寫男女縱欲的艷情、色情小說，更是蔚為大觀。而以湯顯祖的《牡丹亭》為代表的文人戲曲創(chuàng)作，高揚“情”的大旗，以“情”抗“理”，使“人”的解放潮流開始出現(xiàn)理性光輝。
　　總之，“晚明個性思潮發(fā)露于元明之際，形成于明代中葉，高漲于萬歷時期，天啟、崇禎之際漸趨平衍，至清初猶存余波微瀾，康熙以后急速退落，作為潛流繼續(xù)流淌。直到‘五四’時期，才被新文學家開掘出來，與波瀾壯闊的‘五四’新潮匯合在一起”③。
　　作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現(xiàn)代轉(zhuǎn)型的兩個歷史時代，明代是立足本土文化的“內(nèi)生型”轉(zhuǎn)變，清代則是民族—文化危機下被迫應戰(zhàn)的“外發(fā)型”現(xiàn)代轉(zhuǎn)型。明代“人的解放”是基于自然人欲的解放和個性的張揚，相似于14世紀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是真正意義上“人的解放”的初步形態(tài)。晚清以降對“人”的關注，主要是出于民族主義覺醒后對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迫切訴求，出于為建設“新國家”的先期步驟——“新民”的政治需要，而個性解放寓于其中�？涤袨橐宰匀蝗诵耘c“人道”為綱，挖掘原始儒家人性論的合理內(nèi)涵，結合西方新的人性論與天賦人權學說，構建自己的人性與人道之學，成為現(xiàn)代中國人學的開創(chuàng)者。他認為以“食色”為代表的本能欲望是人與生俱來的天性④。所謂“人道”，就是滿足人的“去苦求樂”的天性和自然欲望之道。嚴復在對人的本質(zhì)看法上與康有為一致，他認為：“背苦而向樂者，人情之大常也；好善而惡惡者，人性所同具也�！雹萑司褪沁@自然本性與社會屬性合二為一的高等生靈。體現(xiàn)這兩種屬性的思想與行為，就符合“人道”。在中國近代史上，梁啟超率先發(fā)動了聲勢浩大的思想啟蒙運動——“新民”運動。在梁啟超看來，新時代國民的基本素質(zhì)主要表現(xiàn)在既有獨立人格，又有“合群”精神，“私德”、“公德”兼?zhèn)�。在精神和行為上都達到現(xiàn)代西方社會學說的“自由”境界。只有具備了這樣的新國民，現(xiàn)代民族國家才能最終建立起來。
　　國學大師兼革命先驅(qū)章太炎對“人”與“國家”之關系的理解與梁啟超大體相反而與康有為的思想更為接近。章太炎始終以個人為本看待社會與國家；后者的建立與否及存在形態(tài)，必須以“人”的生存需要為根本。他根據(jù)佛家“緣起性空”教義，認為凡由諸多外在因素因緣組合者都是“假有”、幻相，而沒有自身的本質(zhì)。人民是以獨立個體為單元的“實有”，國家源于具有獨立意志的人民群眾的需要，是保護人民利益的“工具”而非先在的“神器”。因而以人民之需要組合而成的“國家”則為“假有”。人民為本，國家為用為末。因此，章太炎在投身政治革命的同時，高舉個人主義與個性解放大旗，在思想上走在時代的前列。作為周氏兄弟、錢玄同、陳獨秀等人的老師或精神導師，章太炎的個人主義思想是“五四”個性解放運動的思想淵源之一。
　　二、現(xiàn)代中國文學個性解放與反叛傳統(tǒng)的形成
　　在19世紀至20世紀初中國文化的艱難轉(zhuǎn)型過程中，先進中國人的各種救世方案包含著互相依存而又方向不同的兩大目標：國家富強、民族獨立和人的解放。前者面對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的入侵與瓜分而形成現(xiàn)代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歸結為現(xiàn)代民族國家建設的政治訴求，后者是在西方現(xiàn)代文化精神的參照與啟發(fā)下，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歷史性反思，在“人的發(fā)現(xiàn)”與“人的自覺”歷史潮流中，高揚個體精神及其社會價值，體現(xiàn)為個體自由、幸福和人生權利，歸結為“人道”的訴求。這就是當代學者所謂的“救亡”與“啟蒙”兩大時代主題。如果說“為人生”之道是本土傳統(tǒng)的現(xiàn)代轉(zhuǎn)化，那么，以個性解放、人道主義為精神實質(zhì)的“人的文學”建設，則是“五四”先驅(qū)對新時代中國文學的獨特貢獻，是20世紀中國文學新傳統(tǒng)的集中體現(xiàn)。
　　表面看來，盡管陳獨秀從政治革命和思想啟蒙的現(xiàn)實需要呼喚文學革命，胡適倡導以白話代替文言的文學工具革命，但真正體現(xiàn)“五四”文學革命的新時代精神，開創(chuàng)中國文學嶄新傳統(tǒng)的，是以個人主義為本位、個性解放為形式的“人的文學”。在回顧“五四”文學革命根本精神時，魯迅寫道：“最初，文學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雹廾┒芤舱J為：“人的發(fā)見，即發(fā)展個性，即個人主義，成為‘五四’時期新文學運動的主要目標�！雹吆m、郁達夫、周作人等無不認為，“個人”的發(fā)現(xiàn)，個性解放，是貫穿“五四”新文學始終、體現(xiàn)于各個文學流派創(chuàng)作的基本精神。這也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核心價值理念。
　　貫穿陳獨秀一生的，是始終堅持個人本位與人格獨立，堅持個人在思想和行動上的自主與自由。他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以《新青年》為陣地，發(fā)動聲勢浩大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使個人主義、自由精神、個性解放成為千百萬中國“新青年”信奉的人生價值取向，并最終凝結成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基本精神。陳獨秀是“五四”個性解放大潮的最初激發(fā)者，在《敬告青年》一文中，他滿懷自信與激情地贊美了人生最可寶貴的青年時期。此前十五年，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是以象征手法呼喚新時代的民族精神，陳獨秀則以個人主義為本位呼喚充分體現(xiàn)新時代精神的獨立人格，呼喚具有進取和創(chuàng)新意義的個性解放。從“民族精神”到“個性張揚”，其中蘊含著歷史性進步。陳獨秀倡導的個人主義精神包括堅定的生存與反抗意志，獨立的人格與嶄新的思想。也就是說：個人主義=抗爭精神+獨立人格+新的思想。而且他認為，個性的張揚是民族覺醒、國家富強的前提，兩者相輔相成。
　　1917年初，陳獨秀、胡適以《新青年》為陣地，舉起文學革命大旗。《新青年》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精神批判以儒家學說為代表的傳統(tǒng)思想，而由此獲得全國性影響，更因隨后遷往北大，占領當時全國輿論制高點而進一步獲得話語權。從此，《新青年》的每一個舉動，幾乎都對當時人們的思想和隨后的中國文化走向產(chǎn)生了影響。在作為“五四”文學革命宣言書之一的《文學革命論》中，陳獨秀完全把文學革命作為“革新政治”的有效途徑與工具。然而在精神氣質(zhì)上，作為堅定的老革命黨的陳獨秀卻以毫不妥協(xié)的戰(zhàn)斗姿態(tài)，以“推倒—建設”的思維模式，向中國傳統(tǒng)文學發(fā)起全面挑戰(zhàn)，充分顯示出對神圣傳統(tǒng)的大膽懷疑與反叛精神。
　　胡適大力倡導的“易卜生主義”，成為“五四”個性解放運動的理論綱領：“個性主義以嶄新的面貌真正體現(xiàn)了‘五四’時代精神，體現(xiàn)了‘五四’文學的現(xiàn)代化形態(tài)。這種思想觀念與作家心態(tài)決定了在引進外國文學時將會以個性主義文學為第一選擇，易卜生因而進入了熱點�！雹�1918年6月，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運動日趨高漲之際，胡適把他輪值主編的《新青年》4卷6號編成“易卜生專號”。其卷首代表作便是胡適的《易卜生主義》長文，其后集中刊載易卜生作品。在《易卜生主義》中，胡適首先頌揚易卜生的文學創(chuàng)作敢于直面人生與社會的現(xiàn)實主義精神。然而，“易卜生主義”的核心理念是個人主義。胡適認為易卜生“有一種完全積極的主張。他主張個人須要充分發(fā)達自己的天才性；須要充分發(fā)展自己的個性”。而發(fā)展人的個性，須有兩個條件：第一，須使個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須使個人擔干系、負責任⑨。
　　由自由意志造成的獨立人格，是個人主義的靈魂。它也是一個國家、一個社會革新和進步的根本動力。因為只有具備自由意志和獨立人格的人，才能以強大的精神力量承擔起社會責任，為了公眾的福祉和社會的進步，不惜以“少數(shù)派”甚至“孤獨者”向庸眾宣戰(zhàn)。在易卜生戲劇中，胡適非常推崇《國民公敵》的斯鐸曼醫(yī)生。斯鐸曼醫(yī)生為了公眾健康而向黑心的浴池老板發(fā)起挑戰(zhàn)，結果真相得不到揭露，反而成了人人痛恨的“國民公敵”。但他毫不退縮，堅定宣布：“世上最強有力的人就是那個最孤立的人！”胡適事后回顧《易卜生主義》一文的社會反響時寫道：“這篇文章在民國七八年間所以能有最大的興奮作用和解放作用，也正是因為它所提倡的個人主義在當日確是最新鮮又最需要的一針注射。”⑩以至于摹仿易氏作品主人公，立志做“中國的娜拉”、“中國的斯鐸曼醫(yī)生”，成為當時青年的時尚思想。茅盾后來在回顧這一社會思潮時也談到：“易卜生和我國近年來震動全國的‘新文化運動’是有一種非同等閑的關系；六七年前，《新青年》出《易卜生專號》，曾把這位北歐的大文豪作為文學革命、婦女解放、反抗傳統(tǒng)思想等等新運動的象征。那時候，易卜生這個名兒，縈繞于青年的胸中，傳述于青年的口頭，不亞于今日之下的馬克思和列寧�！�(11)當代學者在分析“五四”時代那蓬勃興起、不可遏止的“易卜生熱”時有這樣的見解：“易卜生主義在‘五四’個性主義的呼喚下進入中國文壇，又在中國文學領域起到了導引、普及和充實個性主義文學觀念的作用，易卜生主義的傳統(tǒng)孕育了‘五四’初期整整一代文學家，造就了嶄新的中國新文學。它的影響是巨大的、深遠的，也是積極的�！�(12)與此同時，胡適在《貞操問題》、《論女子為強暴所污》、《“我的兒子”》、《美國的婦人》等系列文章中，再以女子“貞操問題”和父子倫理問題為核心，引發(fā)了具有很大社會影響的家庭倫理革命大討論。
　　胡適家庭倫理革命的倡導，得到“五四”新文化陣營的同聲呼應，尤其是魯迅，先后發(fā)表《我之節(jié)烈觀》、《我們現(xiàn)在怎樣做父親》、《論雷峰塔的倒掉》、《再論雷峰塔的倒掉》等頗有社會反響的系列文章，鮮明地體現(xiàn)出“五四”時代獨有的個性張揚和抗爭精神。魯迅早年留學日本時，深受尼采思想影響。尼采那種反叛傳統(tǒng)、藐視庸眾、堅守孤獨的強者氣質(zhì)使魯迅崇拜不已。在《摩羅詩力說》中，他盛贊近代歐洲從拜倫到普希金的“摩羅詩人”的反抗和戰(zhàn)斗精神，熱切呼喚中國的“摩羅詩人”出世。
　　如果說陳獨秀、胡適以精神領袖的身份，從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的角度引領個性解放社會思潮，那么周作人則通過學理闡釋，從性愛和人性角度揭示人的解放的必由之路，在生命哲學層面上更深刻地體現(xiàn)出反封建的倫理革命意義。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日趨高漲、新文學運動蓬勃開展之際，周作人發(fā)表《人的文學》和《平民文學》等文章，激起社會反響，成為新文學深入發(fā)展之際的綱領性文獻�！啊度说奈膶W》一文的最大貢獻，是把五四人的發(fā)現(xiàn)與文學的發(fā)現(xiàn)統(tǒng)一起來，將五四思想革命精神灌輸?shù)轿膶W革命中去，在‘人’的歷史焦點上，找到了思想革命與文學革命的契合點”(13)。周作人對推動“五四”個人主義文學運動深入發(fā)展的另一重大貢獻，是他系統(tǒng)地運用西方文化人類學、性心理學、倫理學等學科理論，剖析人性特質(zhì)及其歷史變遷，從人性和性心理角度論證人的解放尤其是婦女解放的必然性，引發(fā)了“驚世駭俗”的思想震蕩。當其兄魯迅通過小說《傷逝》及對易卜生《娜拉》的批評把經(jīng)濟獨立作為婦女解放的先決條件時，周作人卻更強調(diào)男女之間性的平等和婦女性的解放。周作人認為性愛在本質(zhì)上是人的生命現(xiàn)象，是一種宗教感情。在純真的性愛中，人的生命才處于最活躍自由的狀態(tài)。
　　新文學主將之一的魯迅則以文學創(chuàng)作體現(xiàn)了個性解放與反叛的追求，其作品特點，一是“獨異”個人與“庸眾”對峙而陷于孤獨絕望模式，一是由此而來的深沉的悲觀主義及其灰暗、陰郁的主色調(diào)。所以李歐梵認為：“魯迅是中國現(xiàn)代作家中最具個人主義色彩的一位作家�！薄拔覀兛梢哉f，五四傳統(tǒng)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上一個最能持續(xù)下去的傳奇，便是它那獨特的個人主義。也因為這個個人主義，五四作家們能以他們個人卓越的眼光來看待這個社會�！�(14)1918年5月，魯迅在《新青年》上發(fā)表小說《狂人日記》，作品以“狂人”獨戰(zhàn)社會的反抗姿態(tài)和徹底否定中國四千年“吃人歷史”的宣言，震動了中國社會。文學史家一致認為，這篇小說不僅是中國現(xiàn)代白話小說的開山之作，在某種意義上，也是整個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開山之作。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歷史，正是以《狂人日記》那決絕抗爭、張揚自我“狂人精神”為開端的�！翱袢恕笔囚斞负魡尽熬窠缰畱�(zhàn)士”的第一個藝術成果，是“尼采+魯迅”思想藍圖的藝術展現(xiàn)。它預示著魯迅以后文學創(chuàng)作內(nèi)在意蘊的基本結構：“獨異”的個人與“庸眾”的群體構成尖銳對立的兩極。《孤獨者》正是尼采式“獨異個人”絕望之情的經(jīng)典之作，孤獨者在無奈絕望中以狼似的長嚎與庸眾展開驚心動魄的短兵相接�！对诰茦巧稀穭t通過頹唐的呂緯甫辛酸的回憶，傾訴著早醒者被世俗銷蝕了反抗意志而獨自彷徨的虛無感。同時，在眾多作品中，魯迅以傳神的筆墨，描繪了一幅幅惟妙惟肖的“看客圖”�！豆适滦戮帯穭t以喜劇形式創(chuàng)造了另一個“超人—庸眾”對峙的藝術畫廊。那些為民除害、消弭戰(zhàn)禍、堅持真理、尋求理想的古代英雄和圣賢，在愚昧卑瑣的庸人世界屢遭嘲諷和戲弄，陷入尷尬、無奈、孤獨彷徨境地�？芍^驚心動魄地展示了愚昧社會里“個人”英雄難以逃脫的悲劇性歷史宿命。到了《野草》，“獨異個人”的反抗與失敗凝成“唯‘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卻偏要向這些作絕望的抗戰(zhàn)”(15)的人生哲學，成為貫穿《野草》的內(nèi)在主題。面對造物者喜歡的庸眾所主宰的世界，魯迅在《淡淡的血痕中》大聲疾呼“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間”。最后他呼喚出一個特立獨行、以“投槍”為武器的“精神界戰(zhàn)士”，盡管他終于在“無物之陣”中老衰，壽終，“無物之物”終是勝者，但在黑暗、虛無與絕望中，“這樣的戰(zhàn)士”還是“舉起了投槍”！(《這樣的戰(zhàn)士》)
　　有學者這樣評價魯迅的文學創(chuàng)作：“魯迅堪稱現(xiàn)代中國的民族魂，他的精神深刻地影響著他的讀者、研究者，以至一代又一代的中國現(xiàn)代作家、現(xiàn)代知識分子。魯迅極富創(chuàng)造力與想象力的文學創(chuàng)作，則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發(fā)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礎，開拓了廣闊天地。幾乎所有的中國現(xiàn)代作家都是在魯迅開創(chuàng)的基礎上，發(fā)展了不同方面的文學風格體式，這構成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一個獨特現(xiàn)象。”(16)魯迅以他影響深廣的經(jīng)典性文學創(chuàng)作，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反叛與個人主義優(yōu)良傳統(tǒng)的凝定發(fā)揮了歷史性的示范與引領作用。異軍突起的創(chuàng)造社青年作家對新生與青春的呼喚，那反抗、否定和創(chuàng)造的激情，無不是“五四”時代情緒的自然流露。“創(chuàng)造社以絕端的自我表現(xiàn)要求，繼承了倡導期新文學的個性主義傳統(tǒng)，又以自我的情緒表現(xiàn)，在中國現(xiàn)代文壇上開啟了新文學中不可闕如的、不容替代的、令人耳目一新的個性主義文學之一翼”(17)。
　　1921年8月，在“五四”新文化運動高潮之際，郭沫若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新詩集《女神》，它因最集中展現(xiàn)了個性解放時代精神而標志著中國現(xiàn)代新詩創(chuàng)作的真正開端�！杜瘛肥紫纫跃_麗多姿的藝術世界，表現(xiàn)了“破壞—創(chuàng)造—再生”的“五四”時代主題，那集香木以自焚的火中鳳凰，象征著我們古老的民族正在焚毀舊世界、創(chuàng)造新世界的革命烈火中“涅槃”、“更生”(《鳳凰涅槃》)。同時，《女神》通過這驚心動魄的“破壞—創(chuàng)造”，塑造了一個與宇宙自然神力融為一體的“大我”形象。他“立在地球邊上”，呼喚“毀壞”與“創(chuàng)造”之力。他自我崇拜，無視權威，狂放不羈，大膽宣稱“一切偶像都在我面前毀破”(《梅花樹下醉歌》)。表現(xiàn)自我，歌唱自我，是“五四”文學的一個基本主題，“但是誰也沒有像郭沫若那樣把‘自我’作了如此夸張有力的表現(xiàn)。在這種夸張的背后，隱藏著詩人郭沫若的獨特個性”。并且這種頂天立地的“大我”形象以“無所顧忌的氣概、樂觀的信念、博大的胸懷、率真的靈魂，成了‘五四’青年所向往的理想人格的象征。而且，它事實上還標志著魯迅在20世紀初所呼喚的摩羅詩人出場了，表明‘人的解放’已達到了嶄新的階段。在這一階段，不僅實現(xiàn)了思想的解放，而且宣告了情感的解放、心靈的解放、整個人格的解放……這是真正的人的聲音”(18)。
　　如果說郭沫若以《女神》譜寫了高揚自我、開天辟地的英雄樂章，揭示出時代主旋律，那么，郁達夫則以青春萌動和自我意識蘇醒的小人物那發(fā)自內(nèi)在生命的本能沖動和強烈的情緒宣泄，揭示了中國社會“零余者”窮愁的生存狀態(tài)、憂傷憤激和頹廢自憐的精神狀態(tài)以及內(nèi)心深處對愛的渴望，開創(chuàng)了影響更為深廣的浪漫感傷小說大潮，并由此融會著深廣的社會內(nèi)容和時代主題。小說集《沉淪》寫出了生命本能的沖動、愛的欲求與失落、外在壓迫下的憤激與頹廢，構成了另一種類型的“個人—社會”的嚴重對立，并在這實力懸殊的對立與沖突中揭示具有強烈內(nèi)在人性要求的平凡小人物不可避免的悲劇命運。從某種程度上說，郁達夫式的頹廢與魯迅式的絕望具有同等的時代意義，代表著“人的解放”歷程中一個最重要的形態(tài)�！敖^望”與“頹廢”越是震撼人心，就越能顯示出個體的存在價值，顯示出生命的本真與人性內(nèi)涵。魯迅因尼采式的超人意志阻止了“絕望”之后的“頹廢”，郁達夫則由于小人物意志的孱弱而讓“頹廢”之情一瀉千里，也因此，“凡人”郁達夫比“超人”魯迅更切實地打動了蕓蕓眾生的心。換句話說，魯迅博得了廣大讀者的景仰，郁達夫則贏得了千萬讀者的感情共鳴�！冻翜S》主人公蹈海時深切呼喚：“祖國呀祖國！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來，強起來吧！”這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達到了魯迅“絕望—反抗絕望”的生命哲學高度，從而把“時代的苦悶”升華為“時代的愿望”。夏志清認為：“他表現(xiàn)的當然是身邊事，傷感氣味重，也很頹廢，可是卻有把‘五四’運動含蓄的個人自由推到極處的勇氣。”(19)與郁達夫同時，有郭沫若《牧羊哀話》、《漂流三部曲》、《行路難》等浪漫感傷小說。此后，在郁達夫的影響下，倪貽德、周全平、葉靈鳳、陶晶孫、滕固等青年作家紛紛以其各具特色的抒情小說加入，匯聚成當時中國最具影響力的浪漫主義小說大潮。
　　文學研究會多數(shù)成員受到創(chuàng)造社浪漫感傷風格的影響。廬隱筆下的女主人公苦苦追求人生的意義，憧憬純真的精神戀愛，與庸俗生活勢不兩立，揭示出人的覺醒之后精神的孤獨及悲劇性命運�！逗I故人》中的露莎沖出封建家族走向社會，執(zhí)著地思考“人生到底作什么”，與愛人以生命作賭注，苦苦尋求個人價值、生存意義——這正是“五四”思想啟蒙賦予她的“斯芬克斯之謎”，體現(xiàn)出鮮明的“廬隱特色”。冰心以溫婉的筆觸呼喚偉大的“母愛”，深情地編織出溫馨的愛的童話，倡導“愛的哲學”，則是“人的自覺”后人性欲求的另一境界的表露。至于文學研究會標志性的“社會問題小說”，其本質(zhì)是透過“社會問題”去關注“人的問題”：人的生存權、愛欲權、受教育權，等等，表達的仍是“人的解放”時代主題。
　　“湖畔詩人”是“五四”新文化運動高潮中成長起來的新詩人。他們?nèi)螒{少年人的熱烈純真，毫無顧忌地向世俗挑戰(zhàn)，以驚人的坦率表達對異性的渴慕，展示內(nèi)在生命的沖動。在他們的藝術王國里，感情之熱烈，心緒之從容，人性之舒展，是前所未有的。至20年代中后期，馮至及“新月詩人”登上詩壇，“湖畔詩人”那充滿感性欲望的性愛騷動，內(nèi)化為深沉的生命體驗和哲理之思，標志著人的解放在人性層面的升華。具有深厚中西文化修養(yǎng)的徐志摩、聞一多、朱湘、陳夢家、林徽因等代表人物的詩作，以優(yōu)雅的姿態(tài)吟詠成熟而含蓄的男女之情，表現(xiàn)人性的美好、理想人生的自由與溫馨，而對愛情的詠唱也顯示出前所未有的從容、自信與圓潤，從而藝術地展現(xiàn)出成熟的思想、開放的心靈、瀟灑的人生態(tài)度，集中體現(xiàn)了“五四”以來新文學個性解放運動的歷史成就。
　　話劇創(chuàng)作同樣體現(xiàn)了個性主義精神，胡適的獨幕劇《終身大事》創(chuàng)作于“五四”新文化運動高潮中，正值他大力倡導“易卜生主義”之際，該劇因首開女主人公“出走”模式而震動社會。在“五四”高潮中，郭沫若創(chuàng)作了系列劇《三個叛逆的女性》，成為弘揚女子個性解放的浪漫主義代表作。田漢在20年代的浪漫主義、唯美主義劇作，則引起了更大的社會反響。本著唯美主義精神，《梵峨嶙與薔薇》、《獲虎之夜》、《湖上的悲劇》、《古潭的聲音》、《南歸》等劇作，塑造了執(zhí)著尋找“真藝術”的“藝術家”形象。在愚昧庸俗卑瑣的現(xiàn)實社會，他們是一批特立獨行的“精神流浪漢”，他們反叛的氣質(zhì)、唯美的追求和悲劇性命運，與魯迅筆下的“孤獨者”和創(chuàng)造社作家塑造的“傷感者”一脈相承，共同體現(xiàn)了時代的精神風貌。
　　至20年代末，反叛傳統(tǒng)、張揚個性、推崇個體價值，已成為具有巨大感召力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優(yōu)良傳統(tǒng)。從20年代中后期至40年代，這一文學傳統(tǒng)的演進呈現(xiàn)出三種路向：一是以“革命加戀愛”的形式向左轉(zhuǎn)，“個人”很快就消失于“階級”、“革命”的社會集體中。二是丁玲、巴金、老舍、曹禺等作家的創(chuàng)作，推動著反叛與個性解放文學精神沿著“五四”軌道深入發(fā)展，成為30年代頗有社會影響的文學思潮。三是以沈從文為代表的京派文學，推動“五四”后“人的文學”精神向右轉(zhuǎn)，著力表現(xiàn)原始古樸的社會形態(tài)中具有普遍、抽象意義的人性，從而在“原始主義”價值取向中對現(xiàn)代意義上的“人”與個人主義精神進行了新的闡釋。
　　以1926年創(chuàng)造社的“轉(zhuǎn)向”和隨后的“革命文學”論爭及1930年“左聯(lián)”的成立，標志著中國新文學由“五四”個人主義的“文學革命”進入到以階級戰(zhàn)爭和階級解放為宗旨的“革命文學”新的歷史階段。連接兩個時代的新文學創(chuàng)作模式是“革命加戀愛”。1926年前后，以上海、廣州為主陣地的各地《民國日報》，開展了熱鬧非凡的“革命與戀愛”問題的大討論。在這一背景下，左翼文藝運動中“革命加戀愛”或“革命羅曼諦克”的創(chuàng)作模式在浪漫的革命青年作家中蔓延，并迅速獲得廣大青年讀者的熱烈歡迎。蔣光慈的早期小說《少年漂泊者》、《鴨綠江上》、《短褲黨》等，主人公們的反抗激情由“五四”式的個人反叛逐漸匯入波瀾壯闊的階級戰(zhàn)爭，至《野祭》、《菊芬》、《沖出云圍的月亮》、《田野的風》的創(chuàng)作成熟期，“革命加戀愛”模式被自覺而嫻熟地運用，成為左翼青年作家競相模仿的時尚。華漢(陽翰生)出版中長篇小說《兩個女性》、《地泉》，洪靈菲的《流亡》三部曲，，孟超的《沖突》，戴平萬的《前夜》，胡也頻的《光明在我們的前面》、《到莫斯科去》，丁玲的《韋護》及兩篇《一九三○年春上�！返鹊�，蔚為大觀。這些作品或?qū)懜锩c戀愛的和諧，洋溢著個體幸福與革命理想相輔相成的浪漫情調(diào)，或?qū)懜锩聵I(yè)與戀愛追求的矛盾沖突，或?qū)憺榱烁锩鵂奚鼝矍椤？偟内呄�，是以個人主義為倫理基礎的“愛情”向以集體主義為核心價值的“革命”的認同。茅盾在《“革命”與“戀愛”的公式》一文中，對“革命加戀愛”文學思潮核心價值觀念的逐步轉(zhuǎn)變曾作了精彩的概括(20)。
　　有當代學者對這一公式下價值轉(zhuǎn)換的本質(zhì)作了更深入的剖析：“革命話語中男女性愛的前提不是‘互愛’而是‘革命’、‘階級’，男女雙方為愛情不惜犧牲生命的人性力量也被轉(zhuǎn)加給‘革命’。對于性愛關系評價的道德標準首先要問的是：是不是由于‘革命’，由于共同的階級基礎和革命理想？如果說現(xiàn)代的性愛的本質(zhì)是當事人的自主性，那么，革命的情愛恰恰缺少這種自主性。因此，它稱不上是一種現(xiàn)代的性愛關系�！豹q有甚者，在“革命與戀愛”模式中，男性往往扮演著革命導師的角色，掌握著革命真理，對迷惘或不革命的女性進行啟蒙或“拯救”。女性則由于“被啟蒙”，對“革命”的向往與對男性的崇拜合二為一。男性被崇拜完全由于自己成了“革命”的化身而非周作人所謂的靈肉和諧一致的“個人”。這樣，“五四”以來逐步形成的現(xiàn)代愛情中的男女平等，在“革命”話語下又變成傳統(tǒng)的統(tǒng)治與被統(tǒng)治的關系，也就是說，現(xiàn)代女性剛剛從禮教束縛下獲得解放又被迫拜倒在“革命”的權威之下；正在形成的獨立人格重新喪失，男性在因“革命”身份喪失自然人性豐富內(nèi)涵的同時，重新獲得對女性的統(tǒng)治權和占有權(21)。這樣，在“革命文學”中，“五四”個性解放的歷史成果被逐步解構。
　　然而，反叛與個性解放的“五四”新文學精神卻在丁玲、巴金、曹禺、老舍等著名作家的創(chuàng)作中得到繼承和發(fā)揚。他們以一部又一部經(jīng)典之作，及其引發(fā)的一波又一波的巨大社會反響，使“五四”個性解放優(yōu)良傳統(tǒng)在殘酷的國內(nèi)政治紛爭和反侵略戰(zhàn)爭新環(huán)境中承傳，影響著中國新文學的精神風貌和發(fā)展格局。丁玲是以典型的“五四”式新女性登上文壇，迅速向革命文學轉(zhuǎn)變而又始終保持本色的女性作家。從1927年到1928年，丁玲在《小說月報》頭條位置連續(xù)發(fā)表《夢珂》、《莎菲女士的日記》、《暑假中》、《阿毛姑娘》等作品，引起社會的強烈反響，一舉成名。隨后又有《自殺日記》(1929)和《一個女人》(1930)小說集出版，奠定了她在文壇上的地位。這些作品，無不帶著“五四”的思想印跡。在革命文學運動如火如荼之際，丁玲求學于“五四”新文化運動大本營北京，自由地汲取著受到?jīng)_擊但尚未消歇的新文化的思想營養(yǎng)，自由地抒寫著心中的憂傷與夢想，因此，“她的成名，并非由于站在新起的革命文學思潮前端，而是由于承襲了煙波邈遠的‘五四’思潮的緒余”(22)。當年對“五四”保留著最親切回憶的茅盾也說，丁玲是“滿帶著‘五四’以來時代的烙印”的作家，她所描寫的人物是“心靈上負著時代苦悶的創(chuàng)傷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絕叫者”(23)。與郁達夫的頹廢自憐、廬隱的哀傷憤激、馮沅君的大膽決絕不同，丁玲站在女性主義立場，生動細膩地描繪經(jīng)過“五四”思潮洗禮、具有強烈叛逆精神和浪漫氣質(zhì)的“莎菲女士”們自覺追求靈肉一致的現(xiàn)代愛情，爭取女性的人格獨立和尊嚴，抒寫“五四”后一代知識分子在理想與現(xiàn)實尖銳沖突中的“時代的苦悶”及其不幸命運�！渡婆康娜沼洝芬元毺氐摹吧菩愿瘛奔绑@世駭俗的心理剖析震驚了文藝界，成為繼郁達夫《沉淪》之后又一篇毀譽參半而影響深遠的作品。1928年的“莎菲震動”表明，“五四”先驅(qū)開創(chuàng)的反叛與個性解放文學傳統(tǒng)，并未因社會政治革命的沖擊和“革命文學”運動的批判和否定而中斷。相反，它在表面的消退中依然具有巨大的社會心理基礎。
　　從1931年到40年代的十多年里，巴金以《激流三部曲》震撼中國文壇，把“五四”新文學反抗封建禮教、爭取個性解放的傳統(tǒng)推向一個新的歷史高度。它以“五四”運動為背景，以高氏家族生活為舞臺，全方位展示了“五四”時代反抗封建壓迫、爭取人的解放的歷史畫卷，從而在政治革命運動日益高漲之際，藝術地再現(xiàn)了時代精神。高覺慧作為新時代的精靈，他的覺醒、反抗、出走，濃縮了整個時代的歷史內(nèi)涵�！都ち魅壳返幕舅囆g元素：家族罪惡、弱者血淚、表兄妹之戀、反抗出走以及熱烈哀婉基調(diào)等，凝結為廣大讀者審美心理定勢，延續(xù)至今�！俄瑘@》、《寒夜》等后期作品更以舒緩憂傷之情調(diào)，表現(xiàn)了尋求個性解放小知識分子催人淚下、啟人深思的悲劇命運。總之，在30年代革命文學勢不可擋之際，巴金這個享譽文壇的“五四孑遺”，卻以其堅持不懈的反封建家族系列小說讓“五四”新文學精神深入人心，凡是追求個性解放的青年，沒有不被《激流三部曲》那激蕩人心的故事所感動所啟迪的。在某種程度上，《家》、《春》、《秋》已成為沖出封建家庭、爭取自由解放時代文學與時代精神的象征。
　　20世紀30、40年代，曹禺以其《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劇作，推動中國現(xiàn)代話劇走向成熟，形成經(jīng)久不衰的“曹禺熱”。他的劇作在反對封建壓迫、爭取個性解放的時代主題下，藝術地展示了人的生存困境及對人的生存哲學的探索，以不可遏止的激情沖破現(xiàn)實的束縛和人生怪圈，實現(xiàn)人生的自由與生命的舒張，激起巨大的社會共鳴，從而把反封建的文學主題升華到生存哲學高度，個性解放的時代主題在曹禺的戲劇中獲得了更深刻的詩性展現(xiàn)。
　　代表“五四”個性主義文學潮流向“右翼”發(fā)展的，是廢名、沈從文及整個京派文學的創(chuàng)作。京派文學以其在30、40年代的巨大影響，體現(xiàn)出個性解放文學思潮的中國特色。具體表現(xiàn)在，它站在反現(xiàn)代性立場上，對壓抑、扭曲人性的現(xiàn)代都市文明進行批判。從原始文化形態(tài)中尋求民族文化的再造之路；它不是高揚現(xiàn)實社會關系中個人主義精神，而是在原始文化形態(tài)中，贊美個人主義的至高境界——純真、完美的人性；由生存的清靜無為而凝結成精神的逍遙與自由，這正是現(xiàn)代個人主義文學所追求的人的自主精神與自由精神的文化源泉。
　　沈從文的“湘西世界”與現(xiàn)代都市人生相對峙，在原生態(tài)的自然山水中，延傳的是無識無欲、隨性流轉(zhuǎn)的自在人生。翠翠(《邊城》)、蕭蕭(《蕭蕭》)、三三(《三三》)、夭夭(《長河》)等清純女孩，正是純真無欲的大自然的精靈，其生存狀態(tài)是自由人生的藝術寫照。《龍珠》、《豹子·媚金與那羊》、《月下小景》、《神巫之愛》等作品，則詩意再現(xiàn)了自然人性中充滿野性的生命激情；正是這種率真的生命激情，成為現(xiàn)代個性主義精神內(nèi)在的“生命哲學”。廢名小說則超然于現(xiàn)實的人生無奈，在主—客兩忘的“禪意”中實現(xiàn)精神的自由。蕭乾、靳以、凌叔華等后起之秀，以不同風格、不同人生視角，悉心描繪著這種遠離塵囂的淡然、自在、優(yōu)美的自由人生，從各自的角度顯示著“人的解放”時代主題。
　　京派文學雖然不是30、40年代的主流文學，但在社會上尤其是廣大知識階層中廣有影響。50-70年代，沈從文、廢名成為“古董”被人遺忘。然而80年代以后，“沈從文熱”由海外傳到國內(nèi)，京派傳人汪曾祺以才華橫溢的詩意之作，在京派文學“失傳”三十年后，讓80年代的中國讀者耳目一新，京派文學傳統(tǒng)由此發(fā)揚光大�！拔逅摹遍_創(chuàng)的個人主義文學傳統(tǒng)，在世紀末又以新的面貌，展示其永久性魅力。
　　三、結語
　　綜上所述，“個性解放與反叛傳統(tǒng)”是現(xiàn)代中國文學僅次于“教化—政治化傳統(tǒng)”的第二大文學傳統(tǒng)。在近代“西風東漸”文化背景下，經(jīng)思想先驅(qū)的“人學”啟蒙，“五四”新文化運動領袖們在文學革命中高揚個人主義旗幟，使個性解放成為新文學建設的時代主題，由此開創(chuàng)“五四”新文學個人主義傳統(tǒng)。由于政治化傳統(tǒng)強大的威力，其對整個現(xiàn)代中國文學全方位的滲透，個人主義文學傳統(tǒng)與其他傳統(tǒng)一樣，在不同時期受到不同程度的壓抑和扭曲。因此，個人主義文學傳統(tǒng)自“五四”高潮過后，作為一個廣有影響的思潮，在政治化傳統(tǒng)的強有力影響下，以不同面目起起伏伏地延續(xù)著。到當代的50-70年代，在極“左”政治思潮的規(guī)約下，它曾一度消沉，然而，從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在新的思想解放潮流下它又重新高漲、重現(xiàn)輝煌，顯示出“五四”新文學傳統(tǒng)強勁的生命力。
　　注釋：
　�、倮顫珊瘢骸睹赖臍v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133頁。
　�、谠婿骶帯吨袊膶W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卷第265頁。
　�、坳惒Ｖ骶帯督陌倌曛袊膶W思潮史》，東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53頁。
　�、芸涤袨椋骸堕L興學記》，湯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上冊第88頁。
　　⑤嚴復：《政治講義·自敘》，王栻主編《嚴復集》，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5冊第1241—1242頁。
　�、摁斞福骸丁床菪_〉小引》，《魯迅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6卷第21頁。
　　⑦茅盾：《關于“創(chuàng)作”》，《茅盾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19卷第266頁。
　　⑧(12)范伯群、朱棟霖主編《1898-1949中外文學比較史》，江蘇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上卷第192頁，第193頁。
　�、釟W陽哲生編《胡適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冊第485、487頁。
　�、夂m：《介紹我自己的思想》，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5冊第510頁。
　　(11)沈雁冰：《譚譚〈傀儡之家〉》，載《文學周報》1925年6月第176期。
　　(13)錢理群：《周作人研究二十一講》，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24頁。
　　(14)李歐梵：《中國現(xiàn)代文學與現(xiàn)代性十講》，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0、44頁。
　　(15)魯迅：《1925年3月18日致許廣平》，《魯迅全集》，第11卷第21頁。
　　(16)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三十年》，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頁。
　　(17)賈植芳主編《中國現(xiàn)代文學社團流派》，江蘇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上卷第113頁。
　　(18)陳國恩：《浪漫主義與20世紀中國文學》，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3頁。
　　(19)夏志清：《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劉紹銘等譯，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74頁。
　　(20)茅盾：《“革命”與“戀愛”的公式》，《茅盾全集》，第20卷第337—339頁。
　　(21)李躍力：《論“革命”話語對情愛倫理的重構及其本質(zhì)》，載《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2010年第2期。
　　(22)楊義：《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卷第250頁。
　　(23)茅盾：《女作家丁玲》，《茅盾全集》，第19卷第4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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